未來學家的中國贈慶與缺失

 

當我們談論國慶的口號，再聯想到這個政權60年前開國大典時城樓上的宣告，會發現這的確是個「口號國家」。口號作為宣傳符號，意味它與實際情況的脫勾，符號與背後所指的空洞。你有你高喊口號，外面有外面低頭幹活。60年前，這國家的開國精神濃縮在一句激勵人心的句子：中國人從此站起來。據說從此，無產階級人民萬歲──但這些其實都是空洞的情緒詞語。甚至是國慶，一個國家的誕生，其立國的基本精神，這點新中國都講得非常含糊。當大家在慶祝，究竟在慶祝什麽？所有樂觀主義的人都告訴你，中國是世界未來，中國在每天進步。趨勢學者奈斯比在剛出版的新書《中國大趨勢》就是一貫的大好友看法，在結論中國的崛起之餘，提出了八個要留意的中國要成為創新型社會的支柱。當中有些是老生常談，但提到中國在硬國力或統計數字的進步外，最重要是要檢討在人民精神領域的缺失，這種國家精神層面的考究，的確是在各界熱烈慶祝國慶之餘，要好好靜下來反思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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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斯比的《中國大趨勢》上周出中文版（中版是首發，德文英文版還未出），副題是「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一如所料已成爲暢銷書，書中的小駡大贊，甚至過份樂觀，還是迎合普遍讀者的口胃。書中雖然提到不少憂慮，但它肯定中國世紀的基調沒變。奈斯比被認爲是過往預告了全球化、互聯網普及的未來學者（但似乎忽略了全球化帶來的問題），2006年在中國成立研究中心，研究過程中看出了八大關注點，認定它們是中國進一步建立未來新模式，一個所謂創新型社會的核心支柱，當中包括：

一：解放思想。意味著中國無論在政治、社會、文化、經商各領域，主事人都要衝破原有的思維。不止說有創意，而是放下許多習以為常的中國式思維與行動。中國人講求「關係」這些思想正重大阻礙著未來健康的發展，所以真正的思想解放是重中之重。

二：「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奈斯比分析出中國過去30年來的相對穩定，一種自上而下的高效管治，是締造繁榮的土壤（但似乎忽略了當中的代價）；但同時自下而上的民意甚至網絡文化，同時不斷鞭策上層的改變，而這兩股動力，尋找一種穩定與變革的平衡，正是推動新社會形成的原動力。

三：只造森林，不要規定當中的樹木如何生長。這個當然明白，就是設下大的遊戲圈，但玩什麼就讓市場自我調控。

四：摸著石頭過河。這當然是跟鄧小平學的。

五：藝術與學術。藝術表現一個國家的創造力和美學，學術關乎社會知識的普及和精英研究的深入。就是說從精英到普遍民眾都該有早程度的修養及人文責質。

六：融入世界。中國要學懂和世界打交道而不是財大氣粗或單向的自我感覺。

七：自由與公平。這是文明社會的準則。

八：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這個顯示國家的軟實力。

當中最有意思的應該是，他認為上述八項支柱中，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平衡，正要形成一種新的叫「縱向民主」的政治模式（比對起西方的橫向民主）。他認為對於中國來說，穩定的確重要，而穩定如何得來，就得靠這兩者的平衡，而這兩者的平衡才可達至穩定的社會民主變革。

 

然後奈斯比最後充滿信心，預言2050年是正式中國世紀（因以GDP論，到時的中國GDP已領先美國：美國現GDP約14兆美元，而日本、中國和德國的GDP在4至5兆美元之間。中國近年超過德國，GDP升到全球第三，短期超過日本成第二。而且此消彼長，預期德國及日本往后的增長都肯定不價如中國一樣快），而中美「兩大强國將不再是敵人，而是在經濟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合作夥伴」。這老預言家的樂觀，令人記起＜紐約時報＞那寓言文章「2040的中國 」，說其時美國流行榜內充滿中國歌，中文成爲共通語言──但其實梁啓超在1902年的寓言文章<新中國未來記>早就提到：

「那時京師大學校及全國教育會出名登告白，講博士在博覽場內史學會講壇開講…..看官，這位孔老先生在中國講中國史，一定系用中國話了，外國人如何會聽呢？原來自我國維新以後，各種學術進步甚速，歐美各國皆紛紛派學生來游學，據舊年統計表，全國學校共有外國學生三萬餘名，卒業歸去者已經一千二百餘名，這些人自然都懂得中國話了。」

 

不過，種種看似樂觀的中國未來版本，可能比我們想像中脆弱。表面看來八大問題都很正路向正面演變，但最根本的問題却依然解决不了。那就是中國人的精神價值。這是在用物質與開放換取社會穩定的交易中，中國政府沒能够滿足國民的困局。像奈斯比，我們不懷疑經濟改革帶來的成果，全理地預期著中國由第三變第二再到第一。又或者書中斷言，未來就是中國美國的遊戲，很能滿足中國人G2的想像。然而這的確解决不了中國的國家精神缺失。

 

在美國諗書時，我首要學到的，其實就是美國立國精神。＜獨立宣言＞是必修的通識，如果是念傳播系，就更要把全文作爲修辭的分析文章來逐句解讀。美國立國精神開宗名義說：人人生而平等，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然後第一修訂案强調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及法理。市民有自由用各種方法對抗不義，行動自由獲得保障。這是一種不斷被挑戰但同時不斷要堅持的美國信念。＜教父＞經典的開場白，第一句是：I believe in America──我相信美國（精神），這句在戲中的意義是意大利移民辛苦融入美國，相信美國的成功價值，每個人都應受公平對待。這是到美國諗書的學生一定要感染到的美國文化優點，如果沒有這份感染，則可說白白枉費了到美國的經驗。它令到美國全民大眾，不論來自何方哪一階層，他們起碼有一個共識，有一種行事的評估標準。這標準有時被出賣，但起碼大家以此標準奮鬥並捍衛此原則。

中國共産政權過去60年最成功的是真正的打破很多表面的形式傳統（但極權統治如一），但之後卻無法建立一種共通的高尚價值。而且這政權最擅長對市民表現歷史縱向的進步比較，比對60年前的戰禍，又或者30年來改革開放之成果。任何稍有客觀常識的人，都不得不承認這種時日變化帶來的進步確是事實，從而某程度上肯定了政策。但任何作橫向比較的人，同時會驚訝於中國現實際精神價值之於國際標準之落伍。中國政府甚至不敢跟台灣的政治發展比較──台灣除經濟之外，政制改變之開明進步及創華人社會之先河，正是中國政府無論是橫向或是縱向都不敢拿來比較的。

 

在衆人都陶醉於中國神話下，都說是中國世紀了，中國人够資格作爲世界文明公民嗎？這是問題所在──而非沾沾自喜的在問中國人應要如何帶領世界？

在中國本土建立世界認可的文明價值觀，這就是首要的任務。這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偉大，國家誕生是否值得慶祝的標準。美國獨立日值得慶祝，不是因爲大家都親美，而是因爲其＜獨立宣言＞提倡的精神對世界的貢獻。法國革命值得紀念，是因爲對自由平等博愛的認同。10月1 日如果要有意義，必需要提出一種令人信服的說法，說它是代表一種有益全人類的普世價值。但60年過去，除了部份人豐盛了不少，據說國家的GDP又抓到第幾位，國家強大了，將會於哪年又超越日本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究竟有沒留給世界及中國自己一個LEGACY？

 

這份成績單是一份很容易誤導的成績單，物質進步被誇大了，大城市被焦點化，其他的破敗不前遭刻意忽略。無論是對普通市民的公民權利保護，對表達自由的尊重，中國在很多案例中都未達標準。

濫權不獨是中國，美國也層出不窮，並經常被中國作爲反擊的例証。但這裏要說的正正是：不管個別情况如何，但美國起碼有一套持之以恒去看待這些問題的普羅價值觀去約束它，認爲這樣的行爲不當，但中國似乎還沒有這種共識。

對付記者、維權人士時警察的那種「打死你都得」的心態，反映的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整個制度的問題。沒有國家的正面精神價值，也難怪會出現牛奶滲毒、黑煤、賣內臟這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為，這反映的其實是價值觀的喪失。是奈斯比說的在種種進步之外，最沒有進步的中國精神領域的缺失。

 

回到國慶，這不是興奮的時刻，要的只是反省。

新中國立國精神是什麼？

中國對將來的允諾是什麼？

中國自命强大了，可以學人說不，可以不高興，但中國就是不會說「對不起」。正如奈斯比正確的觀察，中國要改變的是「犯錯沒臉子」所以也就不敢認錯的態度。這批評當然一矢中的，不過了解國情的人都知道，這就是現實。中國人與共產黨不會說對不起。

有論者要求國慶60年，中國政府率先要做的是說對不起。政府對過往的犯錯說對不起，這是大和解的第一步，並顯示未來改善的決心。美國向原著民與黑奴的後代說對不起，台灣向228事件受害者說對不起。那中國政府至少也要向下列人士或其家屬後代以及歷史說對不起：

50年代反右風中無辜的右派受害者。文革時受無理或荒誕理由迫害的人士。六四事件的遇難者及家人。民族政策下的犧牲者。千千萬萬遭不公對待的市民。維權人士。被打的記者。

還是，我們可選擇另一種做法，我們可以不追求「對不起」（尤其是當「對不起」也不過變成口號，又或者我們太清楚，以他們的硬頸，要他們先說對不起才合作，反而更難；要技巧地與他們討價還價），轉而默默在不同的層面起動，不需高調打正旗號，而是通過滲透去進行不動聲色的演變？最後裏應外合。政權與社會中潛伏了多少開明的改革派，他們又如何靜悄起革命，留意這些珠絲馬跡，比情緒式的宣洩可能更有用。

知識份子與有心改變國家的人，對著幹或來個徹底的犬儒是容易的，前者當然被欣賞，但功效存疑，後者就只淪爲犬儒反諷調侃，輕輕如也，完全沒能力去承托那沉重的責任感。要尋找對抗與犬儒之間的第三條路。

紅色電影當cult片看

 

 

國慶催生出新一輪紅色電影潮，＜建國大業＞擺明講國家大事當然看來愛國有理，不過可能有更多紅色電影表面講愛情、家庭，突然會來句愛國對白。這常常令人想到＜廬山戀＞的經典一幕，當花枝招展的張瑜與新認識的男主角遊山玩水走到靚人靚景廬山風景區，望著美麗山河，突然就來一句「I love my motherland！」今天來說當然是反高潮，可這種場面設計對白安排，這種今天看來的荒謬造作突兀，換個年代卻是感動萬千影迷的紅色印記。大量那年代最流行的鬆入鬆出鏡頭，漂亮的臉孔大特寫，動也不動走到山上都要拿著書本埋頭讀的白恤衫文藝青年──文藝紅色電影有趣之處在於，它原本是要在普通劇情中反映愛國精神，但觀衆常常是倒過來：在愛國電影中閱讀到另一種自己製造的解讀意義，這意義已遠離原本主創人想要傳達的訊息。而之所以紅色電影還可以一看的原因，正在於它的吸引力，當然不在那高壓的要向觀眾灌輸那種不容抗辯的國家意識形態，而是觀衆其實經常主動尋找到抗爭或相反的解讀方式或享受方式。在新一輪國慶引發的紅色電影風潮中，觀眾或者也能享受著刻意誤讀的快感。

 

 

 

紅色電影，國慶臨近特別多，全國上下都自發搬映娛賓。這股紅色電影風的意義似乎都在國內媒體對它們的正面報道中體現。新聞這樣理解：「重慶在全國率先啓動免費播放萬餘場紅色電影，不失為精神文明建設一大創舉。電影公司雖然損失了票房收入，但政府得到的是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的進步。」

「國慶即將來臨，紅色的鮮艶與驕傲不可避免地再一次衝擊著我們的視綫，多少英烈的故事，多少偉人的形象伴隨著紅色電影被傳承了下來，由於生活的節奏而被塵封起來的紅色記憶再一次被喚醒，紅色，我們引以爲豪的國色。」

根據這種說法，在50年代後成長的中國人都少不免有一種紅色記憶，而且像鄉愁一樣，是會在大都市的忙碌中被遺忘。像在說，紅色電影是聯繫所有中國人的共同記憶。紅色電影泛指共黨上台後制作的渲染愛國情懷的國產片。可再細分為兒童紅色電影（如＜小兵張嘠＞＜閃閃的紅星＞＜英雄小八路＞）、文藝紅色電影（如＜廬山戀＞）、戰爭紅色電影（如＜大決戰＞＜上甘嶺＞＜南征北戰＞）等等，作為普及的愛國教育材料，大部份新中國的人民都看過，甚至一直到現在的80後90後，對這些電影仍有深刻印象。紅色電影担當起政治宣傳的任務，當中聰明的作品或者不露聲色完美結合了愛國情操，夾硬來的紅色電影則在硬銷政治訊息時來得突兀。但無論是否高手，在劇情中加入愛國愛黨元素，是為最基本。而通過重複觀看，這電影類型本身又建立起自己一套觀影文化，其藝術性及流行性不取決於電影質量，而是總體在接收時的一種文化構成。此所以，看紅色電影，也就的確要用cult片的法則。Cult片必需經過多年重複觀看，有時矯情或低質片都可看出味道，而且在細節中尋到樂趣。

 

 

無論水準如何，紅色電影確實在那年代担當著重要的娛樂及教化使命。觀眾用觀影時的感性記憶來消解紅色電影的意識形態灌輸。而距離那硬來插入紅色訊息的時期，今天的紅色電影制作越來越認真了，反而令作品少了那份cult的樂趣。Cult片是嚴肅地做一件事，有些過份認真，但觀眾卻在嚴肅之後看到一份幽默。那怕是一個鏡頭一件道具一句對白會勾起一種對該電影的獨特觀感。舉例說，＜廬山戀＞去到最終，就不是張瑜飾的海歸女子之愛國電影那麽簡單，而是一部剛改革開放新時代的俊男美女擁抱自由戀愛及賞心悅目的青春偶像片，片中最爲人留有印象的是張瑜在廬山不同場景差不多每次新出場都轉換衣服，而且是那個時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最in款式，而且比今天潮人早幾十年就拿著寶麗萊相機到處拍，比＜花樣年華＞張曼玉早30年展示了女星時裝的力量，於是一切紅色都被原諒或遺忘了。

又如＜紅色娘子軍＞芭蕾舞版，對很多觀衆來說，甚至是關於情色──尤其是長腿穿制服的舞蹈員伸得直直的腿。至於＜地道戰＞到今天的＜風聲＞呈現的酷刑迫供──新片＜風聲＞內的嚴刑畫面，又電擊又針刺，簡直就是借題發揮──本身是電影的視覺感官震撼。

 

 

作為紅色電影最新作，＜建國大業＞最有趣是它的主角其實是藍色的國民黨，電影雖分兩條線分別從共產黨及國民黨兩方面講述內戰前後過程，但以相對深度心態描寫上，寫蔣介石及蔣經國一段反而更有完整的劇味。而毛澤東周恩來的一方，最大突破是加進大量幽默處理，老是開老毛的玩笑（包括被轟炸時毛未睡醒要人抬著走）。你可說它是一部混了許多藍色的紅色電影，意思是：電影中給與國民黨或蔣介石的主線處理，形成可以說是紅色電影中上最立體的蔣介石描寫，這點對過往的「敵人」相對人性化而非傀儡樣版的處理，當然是近年國片走人性化路線的一步。而越是技術上成熟，越是變得公式化，它就越不cult了。<建國大業>之於過往的紅色cult片，明顯就沒有那麼cult，正是因為紅色獻禮片走到現在，都走向市場化，正規化，娛樂化。而這種正規化的計算，反而就扔失了cult片的亂來活力。

 

如果從美學來談，＜建國大業＞是kitsch而非cult，它旨在吸引最大的群眾基礎，是為了要人看得感動流涕，和所有人民一樣投進偉大進軍。Cult從來不是，cult從來是小眾觀眾群的一廂情願借故誤讀的結果，它更多是camp的產物。

 

至於意識形態強勢底下的紅色電影又該如何看？甚至應不應該看？

可以看，但不可以盡信並且要討論（如果是放到通識教育），紅色電影，尤其有關國共內戰的，從來就是權力書寫的反映，不同的版本及取向說出的不是歷史真相而更多只是說故事人的立場。所以，當看紅色電影，首先要的是結構分析，而非文本分析，要問：到底是誰向誰說話？誰哪個版本的話？

以＜建國大業＞而言，它對國民黨的「寛大」處理可說有點意外──但回過頭來，這麼主旋律的東西又不會是意外──正在於這故事看來不僅是給大陸人民看（強調共產黨建國具高度人民擁戴的合法性），而同時是給台灣看，當中兩次強調不能以長江為界二分天下把中國變成南北朝，本身就是另一階段的統一宣言。

但當然，一味嚴肅研究立場與出發點，就不是我們評論者作爲用家的習慣了。我們要看紅色電影，除了有超脫電影原本意識的態度，更重要是學習如何在文本之中尋找閱讀的快感甚至自强。如何在壞品味中，甚至是爛片中提煉有意思的元素（當然＜建國大業＞也不是爛片，那麼多星級演員的分配，如何簡化歷史說出清楚故事──這些複雜元素還是得到有效處理），並享受其中，這就是主動出擊的觀眾的責任，又或者，是學習一種對文本作開放式閱讀的好教育。

 

流行文化擁抱對凡是流行的文本之包容研究，通俗的文本有多破爛都好，它之所以能夠流行，肯定有它值得研究的時代及社會意義。你可以欣賞它，讚美它。同樣，你也可以不贊同它，不喜歡它，甚至倒過來玩弄它反諷它。重點是要鍛練一種開明又自強的閱讀態度。

變形香江

香港人有一種莫名焦慮。七十至九十年代我們趾高氣揚，但回歸以來，經濟政治陷入困局，快船突然擱淺了，看着國產巨輪快速駛近。除了經濟上的比較，流行文化上也大不如前，以前內地同胞都曉唱「浪奔，浪流」，今天來港卻只會瘋狂購物，香江的美好事物俱往矣？ 97年 Ackbar Abbas以「消失中的香港」作文化論述， 12年後的今天，我們經歷了保育風潮及金融風暴，港人怎樣「再戰江湖」？記者：何兆彬攝影：林栢鈞

潘國靈

香港作家、文化評論人，現任中文大學及浸會大學兼任講師。最新著作有《第三個紐約》、《城市學》內地版、《愛琉璃》等。 2006年獲亞洲文化協會頒發一年期「利希慎基金獎助金」，遊學紐約及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

李照興

資深傳媒人，是北上文化人的人辦，現任「現代傳播」創意總監，穿梭於北京上海廣州香港 4個城市之間。定期發表城市觀察文章，近一年更嘗試拍獨立電影《潮爆北京》。

區惠蓮

早年往法國念書，並留居多年， 00年回港，之後創立文化評論雜誌《文化現場》。除文化人身份，區同時為一位「星座治療師」。

第三波本土熱 放大圖片

■潘國靈說，天窗出版社跟國內人民文學合作，找香港作者，香港文字就可由此北進。

「消失中的香港」這議題火熱了 12年，《文化現場》明天起主辦研討會，再以此為題，今天先請主辦人區惠蓮講解研討會的緣起。記：記者蓮：區惠蓮興：李照興靈：潘國靈

蓮：當初與《文化現場》的雜誌定位有關，在雜誌 Relaunch的時候，就想到我們應該為香港文化重新定位。這就想到，這些年來衍生很多問題，香港整個環境很焦慮，但這焦慮從何而來呢？是否因為政治環境？但香港還有很多好東西呀，是否我們應該重新掀起討論：講了 12年的消失中的香港，消失了些甚麼呢？消失這兩個字，是否該重新定義一次呢。我用「消失中的香港：江湖再戰」這個題目，很多人就只看到「消失中的香港」，而看不到「江湖再戰」，但後者才是重點呢。記：是否因為大家都很認同「消失中的香港」這一句？蓮：對！就是這樣。記：是因為太負面了，所以想強調「再戰江湖」？蓮：字面的通俗意思當然很負面，我在找場地時，也有人一聽就覺得不舒服。但我們不是這個意思。靈：其實就是 Abbas這本書的意思，它也不是指「文化的消失，而是消失的文化」。當中的涵意，是因為捉不定而有所表現，而不是純粹的人間蒸發，並不是悲觀論。就像阿齋寫《尋找消失中的香港味道》、 Stella So《粉末都市》也有個副題「消失中的香港」，也有些攝影比賽以此為題……其實這當然與香港的影像消失了有關，但可不是講到香港陸沉了。興：因為消失了，很多事情才會有再現，我每次回港都會到書局逛，留意香港人在看甚麼書呢？書展前後，你會發現好多講香港的書出現，即所謂本土意識抬頭，那是自天星皇后的保育運動之後發生的。例如《大廣東》會把香港放在整個嶺南文化前源去閱讀。即是說，我們在說「消失中的香港」的過程同時，反而更多人討論香港。大概出版物會有一個滯後， 97前後那一期的書都傾向懷舊記憶，或如《香港 101》就討論大家的成長經驗。但這都沒有變成一個論述。97年那是第一波的本土熱；到了 03年是第二波，我的「後香港理論」認為真正的香港回歸是從 03年開始的，不論經濟呀 24小時通關呀北上發展呀；到了 09年是第三波了，很互動，談香港消失或變形都不能不談中國元素了。我留意到今次研討會上，也請了國內的講者，這在過往沒有見過的。過去我們只會談與英國關係、與國際的關係，不會談中國。現在可不可不談。

香港衰減的影響力

無可否認，香港在文化上的影響力已經大減。大減後，我們還有甚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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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細度後的《文化現場》，叫好叫座，現每期印一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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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照興 08年作品《潮爆中國》

蓮：要補充，我記得有一次與廣東傳媒通訊，他們說想辦一個「消失中的香港」的研討會，我嚇了一跳：你們搞？不如我們來大搞，再請你來吧。連他們都這麼關心，不能不理了，而且他們也覺得香港傳媒有好些優勢都失去了，例如資訊他們現在都很多了，慢慢要追過我們了；辦雜誌以往還會看香港雜誌來借鏡，現在覺得香港的雜誌都很單一，不好看了。想提出，如果現在傳媒空間都收緊了，我們是否可在網上做些甚麼呢，研討會想多談策略。記：內地人仍然很關心香港嗎？蓮：我接觸的廣州傳媒，他們看很多香港的消息，例如他們的雜誌會用葉念琛做封面。另外，北方人會認為我們的嶺南文化與他們大有差異。靈：他們會把香港當作中國眾多城市之一，而不會把香港放得很大來看。記：認同區惠蓮剛才談到，國內人都認為香港沒有東西好學嗎？靈：回歸後十年，國內出版香港書比以前多了，這起碼證明他們認為我們寫到一些國內人寫不到的城市感，並沒有大家想得那麼悲劇，說香港都沒有影響力。當然也有悲觀論，例如許知遠近日就寫了一本書，這證明他們至少認為香港是有討論價值的，雖然討論意義越來越小。興：很多國內人都說「香港已任務完成了」。無論流行文化，到文明價值觀，內地人都覺得這麼多年來，香港是「例外的中國城市」，是內地人榜樣式參考；也有另一派認為，香港已完全喪失了參考價值了，說先進城市宏偉建築，北京上海威過你；更有另一派認為，講法治等等，精神價值觀的東西，大陸一點都學不到，香港仍然有很多值得學習，並且需要以香港作為中國城市發展的案例。但大部份大陸朋友都會跟你說以往的香港，怎樣聽廣東歌大呀，以往怎樣看港產片呀……這麼說是有潛台詞的，就是香港現在不行了。談現在香港，他們只會說到購物。如是這樣，這個研討會有個象徵意義，就是我們得與國內商討一個新相處關係。蓮：國內人都會提到一點，香港最寶貴的，當然是言論自由啦。靈：這是很重要的，如果香港很自我審查這麼多，那是自宮的，我們絕不是言論空間不夠。很多例子，像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香港完全有優勢，因為他在國內版有一章（劉奮鬥）會全章被刪除，作者太生氣了，就決定不推出國內版，而香港牛津版則保留了全部 12位受訪者。這就是李照興說的「例外城市」，但若果我們再自我審查，那就沒辦法了！

肉身北上還是文字北上？

談香港人、香港文化北上，不如從香港與內地搞合拍片、香港文字的北上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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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期間播放李照興《潮爆北京》一片，只得一場，座位已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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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我稱現在為「後港產片時代」。香港需要摸索一種新的定位，這是過渡期，也許不在狀態，而港產片現在的狀態就是香港現在的狀態！至於將來的港產片：一是原教旨主義的港產片，好有地道風格，仍然有很多港產 Gag，不需要考慮大市場，仍然可以有香港特性；第二種是合拍片，視全國為市場，極有商業味道，很有娛樂性，富有以往港產片鋪排特色，這是大陸導演仍未拍得到的，你可以叫它「荷李活片」，「荷李活片」不是指在荷李活拍的電影嘛！它是基本技巧成熟，大家都看得明、極富娛樂性。現在在大陸做這類電影最成熟的，都是香港人！陳嘉上、陳可辛、徐克等人都入到國內公司執行話事，出來的電影既有港產特色，又竟然全國都接受，例子有《投名狀》、《葉問》。靈：還有一個感覺，就是港人強於拍類型電影。國內片一貫沒有類型片，因為類型片是一種商業模式。興：你看徐克《深海尋人》就知，它既是懸疑片，又是愛情片，又是恐怖片，以往國內拍恐怖片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都一直在嘗試。去比較大陸導演，跟香港導演拍的類型片，香港真的是先進很多！今年國內試過第一次拍災難片《超級颱風》，你完全不能接受！它講颱風吹到浙江一帶，市長英明領導下拯救成個城市，是父母官那一種！另一個例子，是章子怡的愛情輕喜劇《非常完美》，它跟杜琪峰拍鄭秀文完全是兩回事。記：內地流行「香港現象」：幾位香港作家很紅，但梁文道很悲觀，認為香港創作人只有「時間優勢」，你怎看？興：其實香港人北上完全不是我們這一代開始的。七十年代廠佬北上，八十年代廣告人北上，頗有影響力，他們都是在買一個時差。直至我們媒體人北上，這是第三波，為甚麼現在才有 Noise呢？因為我們同時是寫作人，在媒體上有曝光，才會把現象巨細無遺的紀錄出來。另外，正正是香港人本身覺得自己沒有出路，才會有個誤讀，覺得：得嘅人先會北上，其餘的人留下來了。但要北上？我們又覺得不了解國情，又覺得大陸咁娘又專制，於是產生一種無稜兩可的感覺。靈：北上也有兩種。肉身北上是一種，但我們文字已上去了是另一種。就是梁文道也說過，他不會在內地居留的，因為資訊不流通。剛才你談到「時差優勢」，這也要看看我們文化人爭不爭氣，我們是否永遠能把這種時差，保留了一個程度。記：會不會再過幾年，連內地都不需要香港文化人了？興：時差確然係優勢，但不會太久了，因為他們追得很快。但就寫作來說，始終有個實際體驗的優勢，你看在國內闖出名頭的，梁文道、邁克、湯幀兆、黎堅惠，他們除了自己都有一個專業的發言位置外，就是他們都真的經歷過， Writer as a User！你談日本普及文化，阿湯真的是在日本讀書、生活過；你談時裝，黎堅惠真的是穿那些牌子長大的嘛！你看阿齋，他真的是年年去意大利看家具啊。

我看國內的作品，作者們真的是看好多書，每一句都 Quote是誰說過的。但是，就如國內近日引進杜拉斯，他們稱之為「小資情人」，一定要人手一本，喂，陳寧是在巴黎生活的，才寫得出《八月寧靜》啊。你一個人住成都，沒有去過上海的人，說怎喜歡沙岡都好，都很難有一種實戰體驗的文筆。這就是優勢所在，也是國內作者是很或缺的。他們沒有那種傳統，很多時候紙上談兵，只是在書上的理解，因此才會出現到很多狹隘的思想，像狹隘的民族主義，這在網絡上我們經常見到！

「消失中的香港：再戰江湖」研討會 放大圖片

研究會分兩天，明後（ 9月 12日-13日）兩日進行。 12日講者包括吳永順、潘國靈、羅啟銳、葉蔭聰、蕭若元、李蝴蝶、謝勇； 9月 13日則有李照興、呂大樂、高志森、陳雲、洛楓。詳情請看http://www.cforculture.com/home/?mod=news&_com=item&task=show&id=11查詢： 2854 0051（名額所餘無幾）

 

优酷 上傳后 又被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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