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造城之上海翻新想像

世博造城可以歸類到一個更大的造城方向之中，稱作盛事造城。盛事造城的邏輯源於特大發展概念，以近乎單一的盛事目標進發，所有工程及改造都面向一個事件一個死線，並且一定配合高程度的示範或炫耀性。而盛事造城必須由上而下，透過高效率，甚或目空一切擺平阻礙──再強烈一點的用詞就是不擇手段──達到造城效果。通過宏大概念或強權主觀意願引發，匯集資本流，在短時期內極速起動。又因為是不惜一切排除萬難，且又資本豐厚，分賍不均與拆毀建設過程，必定引發衝突──無論是利益衝突還是新舊衝突。盛事造城，就是奧運造北京，世博造上海──且唐突地發現，成都汶川原來都變成盛事造城的最新例子，儘管這盛事起因不是盛會而是地震。盛事造城有它建設美好城市的野心，但反過來一樣可成為舉國繁華的假像。但甚麼才叫真正的國富民強文明繁華？梁啟超在1902年就寫過一篇寓言式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當中由寓言變成應驗的預言，是寫到自那時算起的60年後，萬國博覽會在上海舉辦。不過敘事的重點，除想像一個萬國來展的高度文明中國社會外，筆下的新中國文明，還展現於新的共和國其時已成立，成立過程並通過專制皇權的還政於民，達至公平社會，才受萬國尊重。國家繁榮就可忘記前人爭取公義民主自由的犧牲嗎？況且所謂繁榮真的來到了嗎？繁榮假像背後究竟包含著多少不義不公？我們不要騙自己。

柯布西耶理性十足的現代式城市功敗垂成，高峰期時代現代主義的計劃式城市結構，最終沒有得到更大的迴响。將近一世紀過去，各種柯布西耶的信徒嘗試在中國這全球最大工地，實現各種規劃城市的夢想理念。「柯布西耶們」就是指各位效法柯布西耶相信高度規劃現代社區及建築的建築師，渴望在全新的土地發展中，展現學習回來的設計概念：如何集中資源，展現現代結構，強調功能主義及分區的功能性，迎合社區需求設計全新人居。另有一波可能就是叫「庫哈斯們」，他們仍孜孜不倦地要興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瘋狂地標建築（雖然庫哈斯在最近的訪問中說隨金融危機的出現，建築的瘋狂年代行將過去）。

這段日子，柯布西耶們在北川找到了最好的實驗場所，震後災區都要一整區去重新規劃。由是，地震作為一次盛事（不是指值得慶祝的那種盛事，且用event這字去理解吧），在城市重生的性質及其引發的爭議上，便跟奧運或世博極為相似。龐大的造城資本投入，低透明度的處理，政策上的傾斜，首先引發的是爭做汶川人現象──政府重新劃定災區各村落，由於是重點重建，資本投入預算浩大，人人都爭做汶川人。而重建方在接受資金及施工過程中的利益輸送，同樣成為一大肥肉。人們談論著大工程，忘卻了最卑微的人民生活與及他們的異議聲音。震後的城市重建，其過程及生出的問題變成造城難題的最新例子。

這現象同樣在上海發生。現在上海小市民最切身的世博影响，不在什麼場館的設計──聽見有小市民在閒談世博：「唉！世博，不是上兩年搞過了嗎？」顯然，他們是把普通那些花奔博覽科技博覽會跟世博混為一談──而是每天影响生活的各樣工程翻新改造。世博的倒數在上海電台每段新聞播報前提醒著大家。在眾多改造工程中，政府最先選擇的是交通工程及城市外觀的翻新，也是最影响日常生活的範疇。而且這種翻新除發生在著名的大廈外，同樣仔細落到差不多舊區的每個街角每幢樓房與行人道。南京西路的常德公寓粉刷一新，差沒掛上張愛玲故居的招牌（招牌中細字倒有提及）。大光明戲院翻新後更突出了它art deco的風格。大世界如何變身曾經因久久未定而引發討論，現在整座大廈被重重膠布包著如Christo and Jeanne-Claude的裝置藝術品，大家猜想著大世界改建後的新顏。大世界附近就是如今最新的酒店地標揚子飯店，一所保留了古雅的建築風格的精品酒店（和平飯店都快要改建完成）。至於黃浦江外灘的變化將更浩大。分隔外灘南北的天下第一彎天橋早早拆掉後，外灘將變成一整體，沿江一段原來的車路，將不容許通車，變成完完全全的行人區與江邊花園一直從現在的外白渡橋即北外灘延伸至城皇廟外圍的老城南區外灘。在南下一點的黃浦江兩岸，新的發展地塊由原本的工廠及船廠改變而成，將成為世博版塊──其實就是包括居住生活社區的新地產項目。

老百姓的喜悅或不滿，是在於宏大的規劃跟他們其實沒有太大關係。除了交通建設外，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意義，不過是讓自家周圍的牆及街道粉飾一新。房地產商在推廣的世博地塊概念，是新發展沿江兩岸的新地帶跟改造舊社區無太大關連。新版塊試圖在原來城市的周邊，透過各自發展商的規劃，建構一個個現代城。但由於不像鄭州的鄭東新城一樣，經由統一設計（黑川紀章當年把鄭東從農田重新發展成較具規劃的新區），而是靠地產商的分批發展，所以能否達至柯布西耶式的想像實在成疑。

盛事造城，一度是樂觀現代主義者樂見的理想。世博本身就是源自工業革命現代主義的盛事，各國家各先進科技先驅展示著理想的未來生活形態及新發明，談論未來城市生活的理念。這個源於1851年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的世界城市及科技文化交流的大會，很早就吸引著中國文人的响往。以致梁啟超的想像差不多說出了某種程度的烏托邦情緒：

「一九六二年，世界博覽會在上海召開了。會議規模驚人的龐大，不僅是上海市區，連江北、吳淞口、崇明島都是會場，除去物品的展出，更有各種宗教與學術的交流。這一年，也是中國維新五十周年的紀念。首都南京舉辦盛大的慶典，英國與日本皇帝、皇后，俄國、菲律賓、匈牙利的總統及夫人，及其他强國的欽差大臣，都前來道賀，簽署了萬國太平條約。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國家。」

世博沒有在1962年於中國發生，而是60年後又差不多50年。萬國太平條約可能變成G7G8峰會的協議。而中國正真的向最強大的國家進發。可是比對社會的公義開明自由度發展，梁啟超的想像卻只猜對一半。

19世紀中，巴黎市長奧斯曼的大巴黎規劃，其時同樣引人爭議。經歷十多二十年，巴黎天天動工。當年是源於皇權一己的極權欲望，但在精明的規劃者與行政高率下，奠下了今天巴黎的初形。當如今的極權者要盛事造城，往往拿出奧斯曼的奇功（當年同樣爭議極大），而忽略了奧斯曼全盤的規劃不止於炫耀城市外表，也普及到各種公園設計、下水道、衛生設備甚至樓宇的高度及外型協調和諧等因素。並且巴黎的城市繁華並不保障極權的永垂不朽。金錢與繁華並不能買起記憶與對公義平等自由的渴望。

段子，讓城市生活更美好。

不獨大江南北有段子王，實情是大江南北講段子的方法也不同。說起這樣的中國式stand-up，現在流行的三派，好笑在於都用地道語言民間智慧，取材於生活。當中，東北二人轉我們看得懂的成份最少，趙本山號稱其根源是二人轉，不過出得電視的都已是變種更接近普通話最大觀眾層口味的笑話。真正的東北二人轉，在北京的小戲院有演，在東北的農家擺台，一到周末都相當滿，我比較少去看是因為確實能聽懂的不到兩成。不僅帶濃濃的東北腔普通話（東北話則根本上已聽不懂），而且就算懂，當中涉到的俚語，動作大都難有共鳴。據說現場的東北二人轉受歡迎，好大程度是因為黃色不雅的成份，粗俗之餘卻有率真放任的味道，一切直接、即時，不需深思。

查東北二人轉源於東北，跟相聲、清口或港產楝篤笑最大不同是道具裝扮較多，而且往往有小型歌舞，真箇演起來團團轉。不過二人轉也不限兩個人，可以一人轉，二人轉甚至群轉，就好像相聲也有一人雙人群聲演各形式。

二人轉的口味最貼近低下層，比起來，相聲就更有其演出上要慎守的規律，而且京派十足，淡定得來階級分明。師父與搭咀的關係明顯分野，而且即興的成份較少，沒有過份誇張的動作或歌舞，確保演出的嚴謹結構。

相聲現在最出名當然是郭德綱的德雲社，跟趙本山的劉老根距離不遠，到前門天橋一帶可一次過體驗。兩者被宣傳為搶灘戰，不過問到趙本山是否搶生意，他答案是：劉老根不會搶德雲社生意正如麥當勞肯德基不會搶到德雲社生意。

一直奇怪北京人平時對社會對政策諸多不滿，透過直接交談時勇於表態，一去到舞台，就像自設了審查，一點敏感的東西都沒有。通常在相聲節目中沒有政治笑話，沒有社會不公的現實見聞。這也是我最納悶的地方──如果你是聽開stand-up來跟它比，我指的是美國stand-up，講來講去，最好笑的有三個題材；政治笑話、政治正確所引至的不同擬似歧視笑話、自身成長（黃色笑話反而不多）──你會發現這些題材在相聲中都很難找到，相聲的語言演出方式是貼近民眾的，北京的膊爺們確是這樣侃大山，不過舞台相聲的內容卻未必貼近社會時事。

北方沒有社會性stand-up，南邊的上海最近卻大放異彩。周立波的清口所以能涉及社會性，可能是用上海話演出，京官聽不懂，反而突破出一個社會題材缺口，真是一發不可收拾，真正回到舞台諷刺的境界。

周立波有個「笑侃30年」的演出，去年在蘭心劇院上演，場場滿，簡直就是上海版黃子華加詹瑞文。話明笑侃30年，當然就是把改革30年來的變化拿來笑，怎可能不諷刺自嘲。從改革開放早年站在酒店周圍買賣洋煙的小混混到電話大哥大，懷舊從來是最有共鳴的主題。

懷舊的題材未算最勁，反而就近幾年的股市瘋潮話題，才足夠令人對海派清口抱更多希望（網上可找到視頻，而且有字幕）。有一段最出名的是扮溫家寶（其他場口也扮過毛澤東、江澤民），這個就在中國公開演出中絕無僅有。話說數到060708年，股市2000點到6000點再跌回原型，周卻提醒群眾應該一早聽溫總話：08年是艱苦的一年。「溫總理還未講時，什麼沒發生，一講之後就什麼都發生了。」說時是模仿著溫總的苦臉。其餘段子也說到中國領袖與美國總統面對飛鞋襲擊的高下立見。同是面對飛鞋，布殊是避鞋窩囊，溫總，用周的形容是巍然不動，處變不驚。用上海話，這就最有「腔調」。沒有人用「有腔調」來形容中國領導人的，這個字很難譯，是有型、有格、有勢、出得場面。用這種地道上海語，難怪真的博得上海人歡心──據云就連上海正副市長都成座上客。

周立波小心翼翼保持著對領導人諷刺與讚賞之間的平衡，一邊模仿溫總挑最髒的孩子說「我們來晚了」當然調侃，不過說中國領導人給法國總統下馬威，出使歐洲是「環法遊」──環繞法國周邊的國家都就訪就是不進去法國，這段子就水準特強了。

其他不錯的還有「婆媳的最佳距離是一公里開外」、「去年的股市是腦充血，充發充發，就半身不遂了」、「三十年前，我們什麽都沒有，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不過是少了些什麽。」至於最黃子華式的一段黑色幽默仍是講股市：

「最可憐的是那些麻雀，都撞死在在證券公司的大屏幕上——它們以爲是共青森林公園到了。」──翻過來的意思就是麻雀看到大屏幕一片大綠色（綠盤就是字數跌之意）就以為是返到綠色大樹老家，一股力就衝回去，因而撞死。

上海人對中國國家層面的調笑，永遠抱一種對外人一樣的笑法──他把自己視為非中國，要了解上海人一定要明白這一點──如是，拿中國領導人開玩笑也就變得極其自然。而很明顯，拿上海本地政界來大開笑戒，在公開演出場合仍然看不到──上海人想像不了拿陳良宇作笑話上台講，儘管私底下飯局中，關於上海本地官場的政治笑話一樣多。如果趙本山是pop / mass，周立波也許就是cult了。

他用一個向前輩致敬的段子作結（話說回來，周立波強調自己是源於上海滑稽戲的表演傳統，不同於京派相聲）：當年滑稽演員被召去演様板戲，由於不想演，他們惟有用盡各種方法，排演得不倫不類，讓革命小將領導大人也受不了，譬如＜紅燈記＞的大英雄忽然變得娘娘腔。

中國文化其實極為幽默，文革過後就更多黑色幽默，足以寫就文革黑色笑話大全。有荒謬就有玩笑。玩笑是對抗強權的一種武器。套周立波的話：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無奈。

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