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起動時

(按:由於審校無理  把內文 所有 提到"運動"的詞 都改為"活動"  並把個別句子刪去  在此刊原文以正視聽;原文也為配合"80后的社會空間"交流會的一篇文章, 交流會后記 容后再刊)

 

今年将是充满周年纪念的一年。我们希望纪念不要沦为仪式，而是薪火相传，因为历史而垫动今天。当五四运动90周年的纪念正要来临，令我们想到的是不同年代的年青人，将要如何起动，从个人或群体层面，参与社会变改。2009年谈这话题，显得无比重要，因为都说年青人的社会责任，因为去年不同社会事件，激发起新生代的醒觉。如何持续发展这种热情，成为新世代是否成熟过度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一种标准。

从国内到香港，70后及80后同样在开始争逐社会事务的话语权。这批有理论背景，够胆量，敢行动的青年，我们大可称之为“新青年”。陈独秀在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即日后的<新年青>)创刊号的”敬告青年”一文，可说预早定义了新青年应有的责任，他们是：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还有一点，新青年归根究底是行动派的──尽管在这年头，不一定走在街头才算行动。也是社会的，对比于过往社会对青年人作为宅男宅女的假设，通过具体社会实践去介入社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新青年模范指标。

但如何把激情化为理念及持续的行动？

首先要搞清楚，我们说的热情，不是在网络上偏激的爱国表态或就着任何事件都有其独到的（偏执）意见，更重要的或者是他们都先有一种想法观念，通过社会实践，他们把理念化为行动。

于是，香港的新青年近年通过保育运动（如保卫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等具历史意义的地标）及在地公民行动，感染着新一波的青年参与。他们除了是行动派，同时讲究策略与理论背景，在策划行动之余，不忘作长线的基层功夫，例如爱好文学的新青年，他们可能同时是文学杂志的编辑，也有跟志同道合的新青年，合办民间团体推广公民理念。

香港较特殊的社会环境，容纳了新青年抗争行动的空间，至于国内的新青年，可能则须另行发展出一种迀回的行动方法，绕过不同的障碍去声东击西，青年起动。

究竟两种路线之间，有否互补的可能？两种经验，可否共享？

或者在这里可分享一下美国学运先驱季特林那《给青年行动者的信》。季特林因为近年言论的“转趋保守”（包括批评认同政治及文化研究的运动策略）这阵子被激进左派视为新保守派，但他以过来人的话去作出对青年行动者的指引，还有他精神及经验上的可读性。

他深信「光凭信仰不足以成为行动主义者，行动主义者是把信念和行动结合在一起。行动者拒绝承认世界就是如此。」这可说是青年起动最基本的信念，而同样引人思考的该是方法问题。他提出一个行动与爱情的比喻：历史和爱情一样，结果未必尽如人意；行动者不是因为知道他们的行动一定会成功所以才投入。或者，运动要结合创意，甚至欢乐。并且，不要让自以为是的正义态度取代了严谨的分析。这种分析及客观检证，尤其重要。

为了更好达至行动成功，他的结论是：愤怒必须结合好的论证，必须认真思考、不用教条来解决问题，要采取非暴力的方式，要和体制内的人合作，并动员更多外在结盟力量。

中国新青年的社会空间，可以有多大？那要看青年行动者与公众的结合争取。常说新新中国有很多可能性，就让新青年的发声变成一种可能。

 

悼念海子及20年前的青春

 

沒有人記得海子。很多人記得海子。

沒有，是因為現整個主流生活方式而言，中國青春一代已不像80年代一樣，以詩歌為榮寫詩歌存活。社會氣氛已不是海子那年頭一樣。

很多人記得，是因為每年到了3月26日，詩的愛好者，海子的懷緬者，仍是會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悼念著海子──今年是20周年。這幾天，忽然像過海子的節日。書局上放了《海子詩全集》，人們像悼念又一個年少早逝英雄般，有時符號化神話化。不過更多的可能是自省。

那是1989年3月26日的黃昏，北京的春天蘊釀著雷暴。苦雨快要來臨。未到25歲的詩人走到近山海關的火車路軌，臥軌自殺。

20年過去。對許多文藝青年或經歷過80年代的人而言，海子的死象徵80年代文藝潮的結束。或者再直接一點說：對於整個80年代的想象，有一波人可能不用等到兩個月後的民運結朿，提早就宣布抑鬱變成躁動，最終只有死亡。當時在整個北京的各大學校園，早逝的詩人支映著早逝的青春。在這前設下，很多學生有了從容就義的決心。這也許是繼後幾個月所發生的事的一種前期的心理鋪設。往後，詩歌詩人文化人學生，走了另一條路線。

 

 

現在回想起當年真的有過那幾本詩集，不是海子的，但當時就奇怪，於國內青年朋友的課餘興趣是寫詩唸詩，就更不無大鄉里的感覺。而且得認，自己是先唸汪國真，後來才看海子──如果不是他的死。再追問下去，才得知，在那個年代，寫詩、投稿、詩會，原來是年青生活的一個重要部份。雖然北島有言大意指：詩歌從來都是邊緣化的，當年的流行，反而是奇跡。當然，如果把整個社會發展放回歷史脈絡中細想，我們還不會太驚訝。那年代，就是說80年代中後期，國內電視遠沒有現在的普及，當然更不用說互聯網了。刊物的種類當然亦沒現在多，一些不說八股、政策的談心境說感覺的文學讀物，仍有它主流的市場。《讀者》等老牌文學雜誌可以每期銷以數百萬計。學生們、工人們，活躍投稿，有些自己私下辦詩刊。寫詩，就像今天的博客風一樣，成為當年發洩、表達及分享的一條路。

 

在好久的一段日子中，大家都忘記了海子。令我喚起海子的記憶──諷刺地──確是他的詩在今天的各種轉化。＜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可能是海子最廣為傳頌的一首作品。被用到樓盤的宣傳廣告語。原詩是這樣：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 做一個幸福的人
喂馬, 劈柴, 周游世界
從明天起, 關心糧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 和每一個親人通信
告訴他們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
我將告訴每一個人

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爲你祝福
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
願你在塵世獲的幸福
我也願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

 

知情的詩歌愛好者，自然無法想像，一首出自臨赴死的詩人對死後烏托邦的想像，可以這樣方便地套用到地產商的文藝包裝。其時詩人的失落，卻預視了今天主流生活價值的响往。

 

而世界的變化，詩人的敏感，讓海子耐不住等不及。只可証明，詩人的感性是先見的。他已經知道詩人的未來命運，一就是放棄，二就是堅持並成仁。他預視更多同道中人，在詩不能吃，鬥爭不能敵過權力的前題下，作為逃兵。

究竟他自殺的背景動機是什麼？

可能已變成一種時代交替的隱喻。时代，將不再站於詩那邊──如果詩又代表著理想主義。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26日生於安徽，以高材生的方式，15歲考進北大。但他認為他的詩從未得到應有的認可，他亦明言進不了詩人的圈子。

在那個民間剛開始下海，個體戶興起的時代，詩人或助教的收入，亦抵不上走商業販賣的朋友之收入。在思想自由的走前，和實際社會及生存條件的滯後，兩者的差距是這樣明顯之時，詩人的心理抑鬱同時是當時一代的苦悶源頭。80年代，國內年青人適逢相對自由的社會氛圍，透過平價的印刷盜版，開明的電視歷史節目，接觸世界，响往自由、浪漫、平等──後來被政府統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這種從閱讀而來的對外國開明價值觀及生存條件的期盼，跟實際完全脫節。身體跟不上眼界，感覺是囚禁了。民運是一個嘗試去表達渴求，而更多可能是發洩壓抑的這份情感的集體渲洩。年青的生命，可以從容為理想而犧牲。如果海子真是先知，那悲情的結果就被視為必然。因為廣場上，每個學生都可以是海子。

 

曾經空想過一個問題，假如海子沒死，他現在會幹啥？

都說，當年的每個學生都可以是海子。很多海子沒有死去。1989年之後，海子們選擇了下海、用工作麻木、出國、默默從事。

海子們可能再不寫詩。也可能寫作，而作品變成不錯的廣告文案。好一點的海子，或者變成了填詞人，為許多流行歌寫詞。

我又認識一些海子，他們投身傳媒，今天已是中高層，距離寫詩的日子很遠，不過間或仍會在字裏行間，反映出他們對文藝的愛好──不過更多時間仍是花在與客戶或編務糾纏──簡稱糊口。每個海子在獨處的時候，都有一點兒的反思，憶起當年，然後又很快地開脫：我也是俗人一個。詩人，彷彿就是一個隱瞞的身份。像在說：我，其實是個詩人──誰知道？

葉匡正的說法代表了這種頗典型的過來人觀點：「20年了，我依然不敢懷念他。讀他的詩句，就會看到自己人到中年的污濁與卑微。我們的青春、我們血液裏的詩人，竟被塵土和世俗掩埋得那麽深。懷念他，只有讓我更加羞愧。」

 

那新一代出得到海子嗎？

有80後孩子這樣記：「對於80後一代而言，海子是一個有些許陌生的符號，現在有多少人還會像我們的父輩那樣，如痴如醉地捧著海子的詩歌深情地朗誦呢？
 現在讀海子的詩，心情是複雜的，我心裏清楚地知道那道隔閡，永遠都無法消除。我們沒有經歷那段迷惘的歲月，那個混亂的時代，我們很難走進他的內心世界。」

說這不是詩的黃金時代，但詩仍以不同方式在這兒存活。詩刊不是氣候，不過詩集仍是有可觀的出版。而討論詩的風氣則可能轉到網上。在如黑藍等文學網站，你會見到文學的討論依然。在kindle年代，有對文學熱血又掌握著科技的年青文藝青年，天天留意著未來書的最新發展，在討論詩歌文學可如何隨身攜帶。

 

不過，懷舊的人還是返到最原本。詩要唸出來的。在記念海子的活動中，前兩天，未名詩會的記念，回歸到最傳統的朗誦。那或許是最誠實樸素的回到海子，悼念海子，也悼念青春。

永远革命的隐喻

 

CHE有“好兄弟，老友记”的意思，也是现在普世对切格瓦拉的称呼。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神是偶像，亦有些视他为残暴的刽子手，而史提芬．索德柏两个方向都没有选取。在全片4小时的上集当中（上集叫“阿根廷人”，下集是“游击”），导演选择的，反而是一个有点被动有点不由自主的切．格瓦拉，在个人的决定中，他可以坚持己见，而面对形势的急转他无力影响只有手段更硬。而一步步，看到了他如何适应并尝试改变世界。

视觉画面上，这变化表现于由小型的丛林游击战发展到城市巷战，由小将意识步入革命领袖之风。初时，镜头下他可能是一个济世为怀热爱古巴百姓以解放受苦阶层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所以，那种视百姓为父母子女的情节，比比皆是。

你可以看到切行军途上同时作为一个医生救人。他不容许年纪太轻的小伙子入伍。军法如山狠心干掉犯军纪的下属。他在军中设学校，宣传人民一定要读书识字才能根治被劳役的命运。在他最吸引人的革命理想中，强调革命的目标，是把古巴甚至整个南美洲从各种殖民或外国势力中真正解放与独立起来。

电影改编自切的自传，电影依附这种前设的叙事目光的话，那注定是一种从切看世界的眼光。如果回应那是否忠于事实的问题，只能说这是一部索德柏的切传记。

 

每部人物传记片其实只反映导演诠释的主人公，现在看来，真人历史的传奇电影，不旨在真相的记实，重要的是叙事风格的追求。在此分析框架中，CHE这部索德柏电影的特色，在于他通过上半部力求平实的铺定，对比导演在下半部真正要说的革命故事（切在临近上集的片末有一句是：战争虽完结了，革命才开始），而这相信也是导演所理解的切格瓦拉的人生理想。

事实上，这理想起码是切那被认为浪漫激荡血腥多采一生的写照，他传记其实把这种永远革命不能止步的精神，说得颇为淋漓尽致。而这种以局外人姿态期求散播更崇高解放理想的精神，造就了他的传奇与悲剧。他永远如萨伊德所形容的跟身处社会有种格格不入的关系，他是流放精神的代表，从离开阿根廷环游南美洲的摩托车之旅开始，到投身古巴革命，成功后又再不安一室，离开古巴主动争取往南美洲输出革命，结果在玻利维亚牺牲。

影片的上集前段，篇幅都花在游击战过程，尤其是丛林小规模的争战，可能对被大场面宠坏的观众而言有点距离，嫌它进程沉闷无甚可观（在处理切的“神”性方面，确实是有点说教和完美化了），但这部片可说是一个渐入佳境的耐看作品。

叙事上以双性平衡发展，两个时空交叉并置，彩色片段记述56年开始到59年的古巴本土革命战争，粗粒黑白镜头片段则交代64年切到美国联合国的讲话和周游纽约的历史。当中，索德柏在掌握这种仿新闻片风格旧历史画面的技术，可说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选角与场面的贴切（从衣着打扮怀旧汽车道具到群众演员姿态都神似），手摇与给人记录片感的镜头运用，不仅把两个时空明析区分（类似＜毒网＞的表现形式），更重要是两者有互补互涉的作用，以后者革命成功后在美国的解画，辩释着当年的革命之战。

不错，影片前段花了不少篇幅去捕捉切的从军点滴，强调他公正爱民的一面，一定有切的批评者认为是过度美化，尤其忽略了切残酷的一面。事实上，切的革命理念被高举，精神上在南美地区有相对大的影响力，而转移到实际的建立更美好的人民政权经济体系方面，却未尽人意。如果以政治光谱以言，切所代表的较极端的左翼政府，在现南美国家的国力发展中，都不算有太大起色（主要如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因而遭人质疑到切的精神，是否虚有其名，只沦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幼稚理想主义（查韦斯作为切精神的今天跟随者，也引来不少美国传媒的冷眼嘲笑，但切当年早早提出的国际应对美国政府介入南美各政府的种种颠覆活动，许多不高明甚至残忍的违返所谓美国精神的批判，美国外交的双重标准等，可说比亢姆斯基更早）。

但我可以告诉你，精神领袖与执政领袖的分别，正在于切以他高尚的公义精神，提出了其时一种一整片南美大陆要独立自主，不为西方特别是美国附庸的堂堂志向。如果古巴革命成功，切留在古巴当官（他确实曾这样），他的命运就只有烟没在卡斯特罗的阴影下（影片交代了两人的亦友亦敌关系），他的志业就在古巴止步。而切不选择这结局。

此亦为电影的点题之处，确然，当上集终结于距离进军哈瓦那百多里的路上，革命才真正开始──并且时到今日从未真正成功，但对西方强势的警醒，对民族自决不受外间势力干预的大义，对全球一体化的抗拒，放诸今天，不独是南美洲人民，也是全球人民不可忘记的教训。

故事讲到一半，已经看到说的已不单是切这个人，而是那种不断抗争的游击精神，不畏主流力求己见的志向──如果要说是索德柏一批徘徊好莱坞正统与边缘间创作人的写照，也是一个合适的比喻。

把女人当家电的男人们

 

李照兴

 

过年前后，添置了什么家电没有？

小男人圈子中，常流传把女人物体化的习惯。要不，就谈论女人，像在谈论汔车。要么，就讨论女人时，像在说着宠物。

汔车的外型、动力、秏油量、声音，原来全部可换成是女人的比喻。

听到最经典的一句大概是：女人像车，男人常常想把她弄得响响亮亮；可女人也不要太像车，男人在车里面跟女人温存，可不想太过响亮。

好吧。如果要再踏实一点，我会认为分析女人像分析家电这样也不错。

在这种男人看来，每件家电，都像一个女人。

有些老老实实，不卖外型，耐用结实，坚持到底。像电饭煲。

有些，潮流玩物，过期会out，得时常更换。像手机。

 

由于我们不能常常换女人，所以无可奈何下，男人唯有选择更换家电（事与愿违，两者都换不了是另一回事）。

逛家电店，永远比逛时装店有趣的原因，是一种洒满全店的幸福感。而且，家电的幸福，源于“家”这个字。每一件家电都那么贴心，造型炫亮，摩登线条，干干净净，家电店内的家电，散发着一种幸福感，简直就等同德波顿笔下的幸福建筑，在合适的空间角度中散发一种家具的美感，空间的配合，总结为一种家的所属──而每每发现，家电店SHOWROOM中的消费品，带到回家往往是另一回事，正如一件衣在窗橱好看，不一定放在你身会称意，一个冰箱倘大精致，可能后来才发现跟家中的厨房不合比例──如此种种也是时会发生。

不过，单单站在电器店家电前，幻想电器与家人爱侣的关系比喻也是很称心的（尤其是你只能想，不会跟女人说）。

譬如说：扩音机。

太多女人以为自己是一台存满了一万首音乐的iPod，随时可点播男人最心爱的声音。但实际上，对很多男人而言，她们只是扩音机。就是说，对于男人来说，听到的只是它令音乐变得超大声的功能，而非音乐内容本身。

“你都没有好好听我说话。”这是女人最常给男人的感言。

究其原因，是男人似乎只能听到她的音量，而非话语。

又或者：冰箱。

先说一点罪恶快感，每一次在店内看着抚摸着超大的银灰色冰箱，我首先想到的是：噢，这个可把整个人放进去。双门，多格，外置制冰器。方便藏身。无论是有什么意外要躲进去，大冰箱始终有它的安全感。女人像一个冰箱的话，意味着她肚大能容，大方得体──起码不像先进电子电饭煲，个子小小，但按掣多多，你永远搞不清究竟是用恒温常温微温粥饭米掣式来配合20、30、40分钟的模式：我只是要一碗热辣辣的白饭啊。就如，我只是要一个简简单单的好女子，但现在，似乎简单生活与爱情都难得了。

所以，总结各样家电与女人的比喻，女人最好像洗衣机。

它无声无色包容男人一切的污垢，外表干净起码把污渍藏到内里。给它洗过的男人，光光鲜鲜的又恢复原状。最重要是，纵有十个按钮，但其实你要的，可以简单到一个开关（当然记得把去水管道搭好和预先调校好常用制式）。

洗衣机是家电中最老实平凡的。不放在生活厅抢眼球，不放到卧室温存。大部份时间安安份份，不需要特别想到它但总想到它，甚至需要它。

它不会因为时代风气乱转而外型款色季季新颜色异彩年年换。它，就是它。

对不少男人而言，洗衣机是家中妻子的最理想状态。是臭男人最后可依靠的东西。无论多污，洗衣机每每让人有洗完之后，一切从新开始的感觉。

但不会有人说女人像洗衣机的。因为一点都不浪漫。女人听来也不觉是赞美。

错。挺浪漫的。

可它不会是王家卫式的浪漫，对一只加菲猫或一架飞机模型说话那么不着边际，那种虽足够经典，但不像是现实真人会说的话会面对的情景。女人如洗衣机这理论，它更多其实是刘镇伟式的，有点荒谬，有点令人哭笑不得，但其实是最真切的感情，要经历风浪过后才感悟的浪漫：

有一天，当你发现，你爱上的人，像一部洗衣机，又或者当你面对着一台洗衣机，忽然没来由落下泪来，那大抵，你已经遇见过你的真爱了。

正體字回歸只是時間問題

 

重提恢復繁體字，已不是第一次。中短期內（起碼20年？）都不會是最後一次。我們只有繼續等，等到涉及當年改字年代的老人一代都過去了，新風氣改朝換代的中國新人類才有能力在適當時機重提及落實正統中華文化的文字復興。而這新一代繁體字的擁護者人多勢眾伺機行事，今天已大有人在。不需要學者提倡，早早就奉行「識繁寫簡」即整體閱讀上認識繁體字，而在日常書寫中則多用簡體。繁簡的互轉，沒有一般人想像中的對立。

但繁簡之爭，或說我個人百分之二百排簡擁繁的原因，在於我常常懷疑簡體文字的確和今天中國價值觀的某種淪落有直接關係。簡體字之醜，不僅呈現於視覺，它可能也變成一種社會意識與個人思想空洞化的隱喻。文字有多醜，心態就有多醜。簡化文字步驟中，其中最重要的幾種過錯，如果套到做人的邏輯當中，依然適用。貪圖政治目標上的速成，文化大躍進的欲速不達，禍害子孫，那種張冠李戴，得過且過，空洞無物的簡化策略，誠然是當年為這個文化破壞時代早早埋下的預言。

可幸國有國策，家有家規。在我認識的國內朋友中，絕大部份都明白繁體字（在MSN即時交流中，我用倉頡，溝通無礙），他們不用專門去看去學，繁體其實一直在文化中從沒消失。奇趣反諷的情況是：反而是看慣繁體的台港朋友猜不著許多簡體字的所指，而沒有簡體人看不通繁體的。因簡變繁，莫過如此。

 

內文

作為中港交流非正式大使，我日常穿梭往還兩地的一項順帶任務，是向內地輸入繁體書（兩三本是為手信，一兩箱就稱為走水貨）。當恢復繁體話題因兩會期間委員潘慶林提出「逐步恢復繁體字」而重燃之前，我已經密密帶了幾本陳雲的《中文解讀》作為國內青年朋友的通識書單（對的，除迷港產片外，其實還有一幫年青人是專門看港版書的）。對於中國新一代而言，書中部份分析簡體字引發的問題，還是具有陌生化的新視野（香港作者的作品能給與中國讀者的這種對照閱讀，實爲香港文化仍存在的一大特點）。

我亦慣了買台版書，國內朋友的支持意見是：始終是繁體直排出來，中文字才精美雅氣（所以他們更認同日本雜誌的排版，但我雖擁繁體卻不覺得一定要直排，應橫直皆可看誰合適）。當然，有些朋友則爲了要看國內版看不到的內容。

 

無論是什麼原因，總體而言，這幫年青朋友對於繁體中文的理解與熟悉，比我們想像中更甚。而且他們也傾向認同繁體作爲中國傳統精華的觀點。

實事求是，繁簡之取締不始於共產黨，然而此黨推波助瀾，把理想主義時期的假大空策略，通過強硬實施而令簡體字變成妖魔。近代中國的文字簡體實驗，可追前到上世紀20年代的《减少漢字筆劃的提議》。到了 1935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第一批簡化字表》，就已收錄簡化字324個。而到了新中國年代，正式大規模的簡化，則始於５６年通過的＜漢字簡化方案＞──但其實，真正常用的簡體字，就那麼二千多個。

 

共産黨在執政初期，動用了很多不必要的手段去試圖以符號的重新建構，來營造一個全新世代的來臨。拆的東西，許多是爲了政治目的而非現實必要。譬如北京舊城牆，又或者簡化文字。勉强借用傳統的摧毀來實現新時代的虛榮與進步的符號化。

但實情是，經過50多年，文盲沒有因為簡化文字便於學習而消滅，但中國文字傳統遺傳在文化中的優雅氣質卻更早不保。當台灣的誠品書店這兩天完成北京上海考察嚷著要到內地開店之時，大家期待的，可會是從此大量高質的繁體印刷品可以進入中國？

 

那究竟在新新中國長大的中國青年，他們是如何接觸繁體正字？

許多朋友反應是：不用學的，看多兩看就識。

難道有一種叫文字認識的DNA？外型改了，但藏在人類基因中對中國傳統文字的熟悉天性，變成一種中國人與生俱來的本能？或者，就稱之為民族語言潛意識吧。

在現階段，繁體中文仍在國內社會的不同層面遭到限制。例如正式獲承認的招牌或LOGO字店名等，按規定是應以簡體掛出來。

但這又碰上一個矛盾：當今天强調老字號的翻新，模仿百年老店舊招牌的字體，難道可用簡體字？

最近前門的全聚德烤鴨店，復古重開，首要宣傳綽頭就是把當年的創店牌扁從故宮封塵的倉庫中挽救出來。這些字，這些歷史，都不可能用簡體表達。

這不是關於封建的回味，而是回歸美學，以及符號符義還有關聯的社會處境，換句話説，繁體不應說是繁體，而是正體。說到底，中文正體字之必須，是因爲它在創作過程及演變中對社會文化的歷史承載。甚至有一個假設，現在中國人許多不講文明，良心埋沒的問題，有多少是歸因到今天的中國人根本不清楚中文字的傳統？

當下中國人不講究生活美，可能因為在日常文化中，連文字都不美。沒有多少人用簡體寫書法的。當你最直接運用的文字都那麼醜，你如何期待人們有一種求美的意識根基？

譬如我常舉例的：中華的「華」字，我們當然知道它也作「花」解，形象上本身帶有一束花的左右平衡的濃密優美狀態，但一旦變成簡體字「华」，不僅原有的對稱被打破了，它的過份簡化，以音代貌，純粹字體本身已不美，所承托的代表「花」或「華麗」的意思也流失，中華，由此也不再「華美」。

當代中國人內心的空洞，沒有宗教、理想、目標（財神是唯一的宗教），可能因為簡體字本身常用空心去簡略。文字一旦盲目求空，你如何期待心靈可以不空？

譬如廣場的「廣」，通過內裏一個「黃」（也像一座寶鼎）字去呈現一種必須的承托，有空間有支柱，看來相當穩建，就比簡體「广」字沉實得多。（其他不同繁體字轉簡體後變成同一個字而引起誤會就更是眾所周知不用多舉例。）

關於沒良知，下毒作惡，貪賍不義，有多少是因爲習慣貪圖書寫的效率而犧牲了過程？只知道達到目的而不理會規則正道。

中國刻下的病，或者都可追溯為一種文字病。語言是一種病毒──當語言有病，每個人都不知不覺間感染。

而宣傳喉舌在應付繁簡戰爭時，竟拋出了大國崛起與簡體字並進的嚇人邏輯：你看，連聯合國都要把簡體字列爲中國官方文字，你看新加坡及東南亞華人社會都紛紛加入簡體字華文世界（有80後青年真的這樣聽說：以為東南亞華人社會是最近幾年才轉用簡體字）。簡體字是大勢所趨，銳不可擋──差點未講識時務為俊杰，來來來，快快加入簡體字陣營。

只是你有你大鑼大鼓，新一代有他的自行挪用。不需要公開高調透過政策的改動，他們自行透過電腦的繁簡互換，繁簡書的流通，根本上已掌握到一種活學活用的繁簡並用語文法則。維根斯坦說「哲學家都被語言迷惑」，在非哲學家的普通人群中，語言可能並沒影响到一言一行，而是透過潛意識的滲透。現在的矛盾正在於，民族語言潛意識的繁體文化，和後天成長受教的簡體起著衝突。這衝突象徵了現代中國人的心理衝突。文字的表達運用與傳統智慧與美感是割裂的。要回復健康的心態，可就要返到健康的文字系統。在時間未到之前，我們可先在尋常生活中自由活用，間或衝擊尺度，為文字回歸的那天打好基礎。

 

我们忧愁怀念的根源应该是城市

日期：[2009年3月8日]  版次：[GB20]  版名：[阅读周刊 访谈]  稿源：[南方都市报]

 

作为文化研究专业毕业，同时在杂志工作，关注生活最新变化的人，李照兴已经有十多年的城市“阅读”史，走遍世界100多个城市。

　　《潮爆中国》去年在香港出版后，立即被视为港人了解内地城市和文化的最好指南。书中几乎涉及了当代中国城市的每个立面，包括南锣鼓巷、李宇春、库哈斯的CCTV、钉子户、便利店、巨蛋、421制新人类、小龙虾、足球、单车国民……

　　但同时，新新中国的变化复杂多端，高速发展的背后难免“潮爆”的危险，李照兴以其他城市的经验，来思考和点评中国内地城市的种种发展问题，颇具启发意义。

　　我强调具基本文明意识的城市

　　南方都市报：你用“潮爆”来形容现在的中国城市，怎么理解这个词的涵义？

　　李照兴：潮是从南方，从香港、广州流行起来的一个词，意思是时髦，时尚。但我觉得，不能仅仅理解为恭维。潮到爆了，更是有忧虑在里面的。用在这本书里其实有两重意思，一方面讲中国大城市很时髦，另一方面有小小的反讽意味。

　　所谓中国速度，西方四个世纪的发展，中国一代人花40年就完成了。就像一个压力锅，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一个很强的压力，把食物的结构转变，原来用一天弄的汤，在一小时内弄好。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都是汤，但内在的东西都不一样。这种快速的“潮”去到一个顶点后，一定会爆破。爆破之后，才能达到一种平稳一些，健康一些的发展状态。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开始对品评城市感兴趣的？

　　李照兴：我在美国是学文化研究的。1991年我离开香港去游学，去美国、欧洲、南美，超过一百个城市。我在一个地方会停留至少一两个月，会注意到城市中最普通的人的生活，比如菜市场、地道里的人。慢慢地我就从以书本和电影为研究对象，变成留意具体的城市生活。城市也是一本书，编排着不同的文化符号。城市作为文本更有趣，它变化更多端而且实时互动。1995年我回到香港，开始写很多城市观察的文章，比如《香港101》。《潮爆中国》用很多对比的手法，讲北京、上海、广州，最后思考到香港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最早来内地是什么时候？当时感觉是怎样的？

　　李照兴：我是1986年来的，当时中学刚毕业，想去印证自己平时听到的关于内地的种种说法，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从广州坐长途列车30多个小时去北京，坐硬座，和一家人面对面。看他们吃饼干，当面给小孩喂奶。他们也好奇地看我的方便面。从他们的外表到他们吃的东西，都让你感觉完全是两个世界。对那时的我冲击很大。

　　后来我不断来内地，中国这20年的发展，可以看到变化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要以两方面标准来评判城市的发展，一个是时间的纵向比较，我们显然进步了。但另外也要横向比较同时代的其他城市。现在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只纵向比。横向来看，全世界的城市有很多普世标准，就是我说的commonsense（常识）。最简单到在街头不吐痰，复杂的如交通系统，这些都是国际先进城市发展的常识。

　　南方都市报：那你觉得城市的特色不重要吗？

　　李照兴：不需要每个城市都不一样。很多普通人就希望普普通通在一个普通城市里生活。在发展所谓城市的性格或名片之前，你必须先弄好你的commonsense，保持基本底线。比如美国有很多普通的城镇，它们普通得要死，但它们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都OK，卫生、居住空间、环境、交通、治安。他们没有强求我们说的什么特色，没有必要。

　　我强调commonsensecity，也就是一种具基本文明意识的城市。从最基本的不随地吐痰到追求公义、认识自己的公民权与义务，是一个文明城市人的基础本质。中国城市的问题，是还没有建立基本标准，就直接跳到追求什么打造城市名片。结果城市只变成主题公园。

　　社区生活感比景观重要

　　南方都市报：对于城市的传统呢？比如古建筑的保护，你如何看？

　　李照兴：翻新是现在保护旧城的通常做法。但现在翻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把古迹完全变成一个购物点或旅游景点，把原来的居民完全赶走。结果就变成一个没有生命的主题公园。我说的翻新应该是把基本条件改善，比如改造一个老社区的下水道和厕所，让原有居民更好地生活，原有社区的文化都能保留。国外的旧城改造都是将翻新与现有的社区结合，而不是将居民都赶出去，拆迁之后再仿照旧的盖个新的假古董。

　　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前门。翻新旧区可以犯的错误它都犯了，把一个原来生活的社区变成一个没有生活的社区，把一个原来有传统的、真实草根文化的社区变成了一个主题公园。要知道前门是清代以来北京最早的一个民间繁荣的地方。有街头演出，有摊贩，有人流，老字号、名店、药店、鞋店、戏院、食店、舞台，都聚在这儿。草根的繁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与解放后，老北京的一切在那里都有活生生的展现。1988年我到这里，还看见有老人在里面生活，他在喝茶、聊天。而现在前门完全像一个电影城，没有真实的生活，去的只是游客和外乡人。

　　南方都市报：你曾提到广州与香港在文化上的同源性。

　　李照兴：西关是真正的传统广州。我80年代到广州，就惊奇地发现，广州和香港的生活习惯、骑楼、喝早茶、粤剧，都是一样的，香港的一批建筑和骑楼简直就是广州西关的翻版。在二战前后，其实广州香港间的联系非常密切。省港两地的商人、演艺界、文化界相互之间来来回回，交流非常密切。

　　我写《叶问》的时候曾经说，要寻找香港的根源，起码有两条。一条是上海南来的商家与中产的生活方式，另一条则是广州佛山来的地道岭南文化与实干can-do精神。叶问正是属于后者。

　　南方都市报：你也说广州的珠江新城并不尽如人意，它的问题是什么？

　　李照兴：我离开广州有几年了，不知道现在它的问题是否改善。珠江新城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社区感。马路太宽，井字形的分割，隔开一个个大厦，靠谱一点的广场都没有。每天上班，走过地铁，一路走过清清冷冷的大厦，像个荒原一样。

　　著名的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描绘了“街边芭蕾舞”，讲到要保留社区文化，要让居住者有一种归属感、安全感。一个好的社区，人们来来去去，成分很不一样。有原居民，游客，上班的人。可以停下来在街边买东西，可以在周围跟朋友吃饭碰头，到一个地方可以选择多条路线。我在香港中环就是这种感觉。那时我住在SOHO区，到地铁站有15分钟，每天我可以选择起码5到6个路线走。不同的路线会碰到不同的店，遇到不一样的人，永远不会是简单的从A到B.幸运的是香港政府并没有试图取缔或是改造这种草根的繁荣，而通过提升硬件，保留了这种社区文化。

　　南方都市报：所以总结你的观点，就是城市不必要很与众不同，最根本的在于基础设施完善和社区的氛围？

　　李照兴：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社区的生活感比景观重要。当然景观也可以提升生活感。美国导演的电影，有的总是纽约，你能看到他对自己城市的自豪。而中国至今没有很好的城市电影发展出来，说明人们对自己的城市不自豪。最近两年唯一一部较好的城市电影就是《疯狂的石头》，但你能看出它完全不是从自豪的角度来处理的。很奇怪，在中国一定要反讽才能说到城市。

　　南方都市报：或许跟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有关系，中国人历来有田园的情结，对城市常常持批判态度。

　　李照兴：这个观点不错，原来我没有想到。确实我们的传统诗歌有大量对田园的歌颂。唐宋也有很大的城市，但你会发现留下来的文艺作品没有歌颂城市的。很多人认为农村田园才是我们的根源，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把大城市看成过去歌颂的田园，事实上对于成长在城市的人来说，我们的乡愁已经不在乡下，我们的忧愁怀念的根源应该是城市。

　　写完的一刻，事件已经过时

　　南方都市报：或许在城市化的80后中会形成城市的乡愁？你在书中对80后也很关注。

　　李照兴：是的，80后确实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概念思维都很城市化。80后在改革开放后出生，90年代成长时已经是网络时代。我觉得大概过十年，当他们变成强势后，真的会成为另外一个世界。

　　我关注80后的艺术、设计、电影、网站、摄影等等，发现他们确实是蛮个人主义的。他们的作品往往比较游戏、调侃、没所谓，他们不觉得需要追求什么经典和意义。他们一方面会挪用中国的传统符号，但他们符号里也蛮多西方、日本的东西，动漫对他们影响很大。过去的艺术家总是有批判在里面，思考宏观的问题，民族的问题，而这不是80后关注的，他们满足于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做事情。

　　南方都市报：你提到的后香港，指的是“九七”之后的香港吗？

　　李照兴：不，是2003年SARS之后的香港，这个在香港评论界都是公认的。因为1997年只是所谓符号意义上的政权回归。但大家并没有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生活变化。不过很明显，在2003年之后，香港跟内地有更密切的交流，香港人真正开始思考身份问题。还有更重要的，内地已经深入影响到香港实在的生活和经济。非典之后，有很多跟内地在政策、经济、通关等方面问题的实实在在改变。比如24小时通关。比如CEPA，方便内地与香港投资者的交流。

　　南方都市报：那你定义的新新中国也是指2003年之后吗？

　　李照兴：当然2003年是一个比较符号化的说法，但确实从2003年到现在中国城市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中国有几个大城市发展的分水岭：上海1994年浦东大开发，之后又围绕2010年的世博会进行快速建设。北京则是从2001年奥运申办成功之后，就进入一个高度快速开发的阶段。无论是改造后海、798和胡同翻新、南锣鼓巷的改造，都是在2003年前后开始的。广州则是2010年亚运会，推动大规模建设。中国现在的城市发展都有一个所谓的事件带动，上海是浦东开发和世博，北京是奥运，广州是亚运。

　　南方都市报：你的书在香港出版后，反响如何？

　　李照兴：这本书算是香港去年很有影响的书，卖了几版了，看了书后到内地旅游的人很多。我收到最大的反馈是，很多大学生跟我讲，啊，原来内地是这样子的，要去看一下。还有旅行社推出“潮游中国”，到798、南锣鼓巷等地旅游。这本书在香港引发的讨论也很强烈，但讨论的角度跟内地不同。内地是看怎么提升中国城市发展。但在香港完全是看中国城市的先进性来批判香港的保守和视野狭隘。我也接到一些批评，认为我在鼓吹内地。其实反过来也是成立的，我也用香港的例子来批判内地。

　　南方都市报：其实这种写法很不讨好，你写的这些东西很快都过时了。

　　李照兴：是的，在我写完的那一刻，这个事件就已经过时了。以前写东西都觉得可以留下来，现在就是速朽。对我来讲，一方面在记录，一方面在保留和悼念。

　　我是以旁观的态度看这些城市，始终要保持一段距离，不会投入到某一种情怀和观念中。体验可以感性，但书写要冷静，有距离。

　　本报记者 田志凌

 

 

 

 

 

 

是什么在拨弄当下中国的神经 2009-03-04 10:10:22    作者： 孙小宁     来源： 北京晚报

名词解释 　　潮爆中国：“潮”，指当下的流行；“爆”意味着速度过猛。“潮爆中国”记录的是，当下在中国发生的种种新事：新城市、新建筑、新人类、新时尚、新语言。 　　新新中国：指的是酝酿于1997年，成熟于2003年的中国。 　 　　《潮爆中国》。书名很劲爆，设计也很劲爆，副标题是“新新中国城市文化笔记”。两个新新一叠合，李照兴已经明确标示出，他所言说的中国，已经不是以1949年为界点，而是酝酿于1997年至2000年之间，以2003年为起点的中国，在他的观察中，“新新中国”催生了新一代年轻人，可称为“果冻一代”、“网络一代”、“博客世代”等。当然，也催生了长城脚下的公社以及“后摩登长城PARTY”，催生了巨蛋式建筑以及央视新址这样有争议的建筑。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诸多回忆相比，这些无疑更切近我们当下的现实，甚至有部分论述，只有旁观者的身份，才看得清点得明：那以新裤子乐队彭磊为代表的新新人类，不仅与张艺谋、陈凯歌们有世代之别，甚至和颇得文艺青年追捧的贾樟柯也绝非是一回事。而他们的力量正在崛起。 　　看这本书，会想两个问题：一，这一波波时尚潮流，到底是什么在拨弄中国人的神经？二，香港文化人现在纷纷在内地发展，风头以梁文道最劲。其他如陈冠中、欧阳应霁、汤祯兆之类，也都在各自领域有些小名气。下一个该冒出头儿的会不会是李照兴？你看看正文前梁文道、汤祯兆、陈冠中们以姓氏笔画顺序倾心写出的推介词，怎么就觉得有一种山雨欲来之势？ 　　按某些人的说法，《潮爆中国》是一个香港文化人以流浪汉般的“浪漫”方式穿梭于北京、上海、广州这几大城市之间，所体察到的潮流之变。而像我这样不怎么熟悉粤港流行语的内地读者，最感庆幸的还在于，他的叙述跳过了港客最难逾越的语言关，阅读起来一马平川，顺顺当当，不必担心几个转换不过来的港式单词横在那里，造成理解障碍。尤其看他描述北京的圈子文化，后海与三里屯，798与草场地，感性的几笔一出，就不由得使人心中暗叹：这小子真算是混出来了。 　　当然，写潮流与时尚，混得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得稍稍拉开距离，有一点审视潮流的文化眼光。否则，一本讲城市潮流的书，大抵就是一本堆叠的潮流资讯，欠缺一些深度，李照兴的书是有这样的深度的，我把它概括为一种平面的深度。 　　《潮爆中国》的时尚观察，立足的是整个城市空间，大到那些醒目的建筑，小到那些艺术家的梦工厂、小资们集聚的酒吧，城市烂尾楼，地铁中的涂鸦，同时，它把新新人类、“史上最牛钉子户”、奥运中国以及后奥运中国的种种都纳入言说范围，足以调动各类人的好奇神经。 　　《史上最牛钉子户》是篇有趣不过的文章，他拿周星驰《功夫》做类比，把屋主杨武比喻成深藏不露的元华，把女户主吴萍比喻成片中的“包租婆”，最后的结语是：“这个时代，英雄不再是国家选定的，也不必规定传扬什么官方精神。他是人民借网络自发的、自我追捧的、周星驰式的。由雷锋到杨武，足足前进了50年。”而对刚刚经历火灾的CCTV新楼，他也并不持一味的否定态度，“作为目空一切的建筑，它振奋、迷惑、唯美、催眠、广播、宣传，它揭示了资本的流向、城市开发的野心，它试图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秩序”。书中引用设计CCTV新建筑的荷兰建筑师库哈斯的一句话：“这就是中国需要的建筑，我给你们带来了。”估计光听这句话，谁都会不忿，但是细想这种理念最后的被接受，再横向扫描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在争议中的落成，这个城市矛盾中的潜在欲望就被这个外来者点出来了，说得够狠：北京已经不会再安于接受一座默默无声的新建筑。 　　这是一个城市的野心，它之于一个城市，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李照兴避免给出明确的结论。别人从烂尾楼看到腐败，他则从中发现一个艺术家可以涂鸦的舞台。这就是李照兴所要做的事情——尽可能把感知的触角伸得更深一些，视野更驳杂一些。拼贴、多声、喧杂、暧昧……将尖锐包藏于混沌，是因为，它们是此时的中国，有时恰恰因为离谱，反而显得有趣。 　　读者不难发现，从最初住5元床铺、30小时硬座火车、带着港币兑换黑市人民币开始的内地城市之旅，在一次次往返当中，李照兴纯然的外来者身份，也渐渐恍惚为一个旅居者。深深的希望与失望总是复杂地纠缠在笔尖，似褒又抑，似隐又扬，最后不得不说：“我还没说出我所见到的一半”。 　　这也许正是这本书的诱惑——既最大程度地呈现了当下城市越来越复杂的面貌，同时又暗示了这些城市不可知的未来。让我们也掩卷细想：对于所身处的城市与时代，我们到底要什么？

 

 

 

 

 

潮爆中国:港人的"内地镜像"

 

 

潮爆中国

 

    李照兴的书是一个奇特的标本，这个笑起来别有韵味的香港人用一副厚厚的眼镜片遮挡住内心的思考，我觉得《潮爆中国》其实提供一个香港人的“内地城市镜像”，譬如“新新中国”这样的分期：如果说1949年以后算是新中国，而1997-2003年的酝酿期，2003年以后，在果冻一代、视频一代、博客世代等的潮流里，如何来“标记”一个更加城市化的中国，看来，新新中国并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倒像是一个香港人的“过客印象”。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断代史”呢？李照兴作为一个漫游者，对那个波西米亚的中国自然有自己的感知，他的角色更像是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他是一个不安分的“居民”，这是区分于所有城市学叙述的关键，用一种感觉化的文体，来记录城市化过程的焦虑、不安和生长，新人类摄影、楼盘符号学、钉子户、社区安全、城市拆建、涂鸦潮流……恐怕没有人用这样密集的方式去记录城市机体的新陈代谢，这样的“札记”多少有点立此存照的味道，它不是简单地下个判断、或者找个理论的表述模型，而是“叙述一个变化里的中国”。潮爆最本意是指很潮非常潮，潮到极致，因此也爆。香港话有“爆煲”一词，指内里积藏得太多，或热得太劲，终会爆破。这样的解释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坎普”，一种用夸张的变形来形象概括一种潮流液体汹涌的形态，这也是城市化的某种形态。以城市地铁为例子，许多北京人在10号线上穿梭，从“太阳宫”到“金台夕照”，这似乎是整个北京人的状态，从日出到日落，再联想到文化典故，其实作者的札记基于某种随感外加城市观察，用一种柔软的体验来介入到城市的肌体里去，这样的新札记不但需要专业的观察视野，同时又是一个过客的旁观。

    可能如何表述和表述什么总是结为一体的，从内地看香港，还是从香港看内地，这似乎提供一种“后本土视野”，在水杯的外围看，和在水杯里面看，效果会完全不同，香港和内地的城市化速度不同，文化差异存在极差，所以一个外来的“行脚僧”用自己的感官真实记录下城市地标的印象，如南锣古巷、三里屯的酒吧街道等，这些是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比较”，来反映城市的生长，和内地那些单纯呼吁保护遗产的简单的想法不同，作者的理论很简单，城市其实是在“使用”里才成为城市，海德格尔曾经用斧子比喻来描述真理的存在，斧子只有在使用中才成为斧子，城市的道理也一样，那些札记之后的存在，是一座属于自己的“印象之城”，如同本雅明描述都柏林的煤气灯，它们在某个年代的“断代史”里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