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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febrero 潮爆采訪--中國青年報冰點冰点特稿第699期
【冰点】:谁的城市?本报记者 蒋昕捷
中央电视台新址的电视文化中心(缩写TVCC)着火的时候,李照兴正在上海的一家小饭馆里喝酒。手机响起,朋友在电话里嚷道:“央视新楼着了,我第一个就想到你。”那个元宵夜,先后有十来拨人跑到火灾现场要为李照兴做“直播”。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对于这场大火,这个喜欢在城市间漫游的香港人一定会很关注。
今年年初,李照兴的新作《潮爆中国》在内地出版,开篇即断言,央视新址是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缩影:潮,却不平衡,其间还夹杂着虚荣和盲目。“它作为一个目空一切的建筑,振奋、迷惑、唯美、催眠,它揭示了资本与权力的紧扣和城市开发的野心,它试图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秩序”。在李照兴笔下,这座超一流的建筑,带有几分虚幻的意味,因为“坐巴士从老北京的胡同转到那儿,城市景观就像从清朝驶向了外太空”。 有一次,李照兴从香港背了几本繁体版新书入境。在深圳罗湖口岸,边检人员半开玩笑地问:“《潮爆中国》?是要爆破中国吗?” 书的作者连忙解释,粤语中的“潮”,跟“潮人”、“潮流”一样,有“时髦”的意思。“潮爆”就是很潮、非常潮、潮到极致。只是,他并没有告诉对方,粤语中的“爆”,还有“爆煲”的意思,指“内里积藏得太多,或热得太劲,终会爆破”。 在这本历时5年写就的中国城市文化笔记里,李照兴首选“央视新址”作为“潮爆”的典型。没想到,一场耗资100多万元、却造成数亿元损失的央视内部焰火晚会,为他的判断做了注脚。 “任何东西潮到极限就会爆,就像第一次吹波(气球),吹到最后肯定会爆。”李照兴笃定地说:“怎么让那个波又大又不爆呢?这个没人知道,除非你爆过一次,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可以吹多大。”在这个乐观主义者看来,“爆一次也好,就知道极限在哪儿了”。这对当下急速飞奔的中国城市化脚步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 冲着天空去的,没有向着大地 作为旁观者,李照兴认为近年来中国饱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是城市的大规模拆迁,而央视新址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与众多北京人对这座新潮建筑不屑一顾不同,客居北京的李照兴一直很好奇地盯着它一点一点地长大。他至今仍记得,2004年夏天,央视新址还只是一块空空的工地。其时争议声不断,工程停了下来。工地上连围板都未遮严实,里面“像一个被淘空的矿洞”。 后来,北京搞了一个以央视新址为主题的展览,随后展览搬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使其一跃成为当代建筑的杰出代表。李照兴也在这次展览中读出了这座大楼试图统领整个北京CBD(中央商务区)的野心。 李照兴本人非常赞赏这座极具创意的建筑,因此他很不理解,这个在国际上备受好评的设计,为什么在中国竟被人们称为“大裤衩”。 元宵夜TVCC的这场大火,更让他感到诧异。朋友们告诉他,现场围观的市民中,大多数的人像在看戏,没有痛惜的神情,仿佛发生的不是灾难。这一点和李照兴在网络上看到的反应相似,网友们在即时更新的新闻或视频之外,夹杂着评论、讽刺和批判,甚至很快就开始PS创作,以至于李照兴还没回到北京,就收到了香港朋友转来的“TVCC熊熊燃烧的背景下,咸蛋超人与怪兽对打的科幻场景”。 所有这些都促使李照兴摆脱单纯的建筑美学角度,重新对这座建筑进行考量。他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两方面:一是新盖的东西跟原来的社区不匹配,又对原居民造成了影响。二是它的奢华和夸张,让老百姓觉得耗资巨大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像那场耗资100万元的焰火一样,只是为了炫耀。 2005年夏天,李照兴搬到临近央视新址的光华路。当时周边的建筑还没拆光,工地旁残存着小街小巷。有时,李照兴会骑车过去,在胡同里的小店吃碗面条。在他的印象里,北京的店主通常都很随便,在里面吃饭、喝酒都无所顾忌,有时店主还会端个酒杯来与客人神聊。 然而此刻李照兴看到的却是“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怎么过”的那种迷茫,同时夹杂着烦躁和无奈,“好像很匆忙,巴不得你走,好赶快收工”。当问到具体的问题,比如“要搬走了?”店主人最典型的表情就是摊开双手,做无可奈何状。 熟悉了之后,李照兴开始体会到当地居民的心境。“昨天的街道、昨天的建筑、昨天的邻居都没了,就剩下个‘拆’字写在墙上”。这是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留给那片地区最多的一个字,“手写的黑色大字在圈中挥舞”,只留下威慑力和不安全感。 在一个推介新书的沙龙上,李照兴与读者们分享了这段经历。在他看来,这座巨资缔造的传媒帝国之所以不受民众欢迎,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冲着天空去的,没有向着大地”。 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照兴的故事,让在座的一位叫姜妍的女士想起了新华社记者王军的那本《采访本上的城市》。那本书的封面让她印象颇深,上面印的就是“央视新大楼与生活在它脚下的居民”,以表现“建筑给城市人带来的压迫感”。而姜妍本人,也是那些居民中的一分子。 2008年年初,姜妍在京广桥旁的新街大院租了间房。每天一走出楼门,抬眼看到的就是那座高高耸立的央视新址。有一天,她开始想:“我们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一篇文章中,她写道:“我每天生活的古老大院,就在被称为‘大裤衩’的建筑之下,这是一个我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了的院子,像极了小时候住的军队大院。院门口配钥匙老爷爷周围总会聚集一群下象棋的居民,他身旁的老式收音机里有时播着戏曲,有时播着评书。没人配钥匙的时候,他会抽空做上几个关蟋蟀的小笼子。往外走两步,沿街就是个小型菜市场,再然后是呼家楼电影院,一路走到底的话,还能碰上至少3家小卖部。小卖部的门脸很小,都是附近居民自己开的,即使是午夜回家,他们也会开着,店主亲切地打声招呼,我就买上两袋牛奶回家……” 此时的姜妍并不清楚,就在她搬进新街大院之前半年,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以强制拆迁的方式,“请”走了新街大院11号楼的最后17户居民。据当时的香港《文汇报》报道,这是央视拆迁指挥部自2005年以来实施的第6次强拆。在此之前,央视工地东西两侧已有近21户居民分5次被强行迁走。 当然,等姜妍来到这里的时候,拆下的砖瓦早已清空,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拆迁的传闻仍然笼罩着这个社区。姜妍还记得,刚入住的时候,时不时有居民挂出国旗,以示抗议。 元宵节当晚,姜妍刚出差回到北京,对窗外的那场大火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很早便洗洗睡了。她的“无动于衷”,算是附近居民中最“中立而温和”的态度了。 在这个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女士看来,这座城市的马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豪华,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们和城市的距离日益疏远。她带着几分怅惘地说:“记得小时候,亚运村还是一片稻田,夏天哥哥会带着我们去逮蚂蚱,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后海一条条古老的胡同,我们常常穿梭在里面去小学同学家里做客,我还记得姥姥会带着我和弟弟去院子里挖野菜,以及那些趴在地上拍洋画的男孩们……” 姜妍很想知道,今天的孩子以及今天的大人们,是否还会跟这座城市有着这样的亲密接触。她觉得,快速行进的城市,有时候也需要一些人情味儿。那种感觉,可能就像午夜走进小区里,可以顺路就买到一包烟、一袋牛奶一样。 只是,这一切的安全感、归属感或是幸福感,都与那座惊世骇俗的庞然大物,毫无关联。 内地朋友说,香港不过如此 在李照兴笔下,让姜妍这样的都市人感到既兴奋又迷茫的城市,共同构成了“新新中国”。这一术语特指崛起于近10年间的中国城市面貌,是比“新中国”更新一代的中国:城市的破土开发,街巷的拆建,新样态奇观式建筑的冒起,时尚类杂志配合富裕阶层营造的中国新富式生活,互联网引发的文化,新一代孩子在跟父母辈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 所有这一切,都以急迫的“中国速度”向前推进着,时时让李照兴想起“时速超过400公里的上海磁悬浮列车”。 1988年,李照兴第一次背着包独自来到内地,坐上了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他漫游中国城市的旅途。“像跟活在另一个时空的朋友在火车相遇。你望着对座的一家人,对方诧异地打量着你的方便面。隔一条罗湖桥,已是两个世界”。 在李照兴的记忆里,那个年代除了北京,别的城市都没有地铁。长江上航行的也不是什么游轮,而是很破的船。那一代的香港青年流行到大江南北的城市中寻找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21年后,内地的新新人类转而把香港当做购物街。一些去了香港的内地朋友直白地对李照兴说,“香港不过如此”。逻辑很简单,无论拿北京或是上海作比,“楼比你高,火车比你快,地铁也比你新”。 每到这时,李照兴总是笑笑说:“这些并不是城市生活的本真。”然后他会带着回味的表情,开始讲述他曾经居住过的社区。 那个被称为SOHO区的地方处在中环的边缘地带,曾经是香港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不同年代的印刷厂、酱油店、手工作坊已经荒废,于是便有向往低廉租金的小店业主和居民移居到此,很快从一条街发展到几条街。 每天早上,上班族们拿着报纸,站在自动扶梯上,只消10分钟,便到达山下的中环地铁入口。此时不用坐班的李照兴,开始了一天的生活。他习惯走不同的街道,认识新的邻居,有时路过书店,停下来看看新到的书。匆忙的时候,不想碰到熟人,便改走小路。他在这里发现了8条下山的通路,永远不会是简单的从A到B。 黄昏下班归来,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总是约上三五好友,坐在史丹顿街的咖啡馆外,要几杯啤酒。这里曾是孙中山当年成立兴中会的地方。桌子正对着自动扶梯,邻居、朋友和游客不断在身边走过,感觉就像“看见世界在身边流淌”。 这里有西式的餐馆,也有最传统的小吃。一对老夫妇每天限量卖一种叫“石本仔糕”的点心,吃到嘴里的时候有点暖,会让很多人想起温馨的童年。 需要自己做饭的时候,他便走到杰志街,这个街头的市场是香港唯一可以露天买菜买鱼的地方。听说因为卫生条件较差,港府最近打算提升这里的卫生和供水系统。 在李照兴看来,这样的生活,像极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雅各布斯笔下所描绘的“街边芭蕾舞”。所幸,香港政府并没有试图取缔或是改造这种草根的繁荣,转而通过提升硬件,保留了这个香港最具特色的社区。 有趣的是,在内地游客撰写的香港游攻略里,李照兴备加推崇的SOHO区通常被标记为“可去可不去的美食一条街”。 前门大街的旧与三里屯village的新 随着《潮爆中国》在《明报》上连载,这本书也成了一些香港游客内地游的攻略。香港一家旅行社甚至推出了“潮游中国”项目。凡是李照兴的文中提到的地方,无论褒贬,都在“潮游”之列,包括鸟巢、国家大剧院,还有改建后的前门大街。 2008年8月7日,翻新复原的前门大街开放。李照兴早早就赶到这里,他急切地想知道,几十个知名的老字号重聚前门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结果令他失望,因为“真的旧建筑都被拆毁,开发者只打算用一块又一块簇新但仿古的砖头,重塑一个传奇”。 “前门,本来是老北京的繁华心脏,当时满人要把城中汉人排挤到箭楼城墙以外的区域。其时的老字号、名店、药店、鞋店、戏院、食店、舞台,都聚在这儿。草根的繁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与解放后。”这是李照兴介绍给香港人的老前门。 “如今的前门大门,整条街都变成商场,走在其中就像到了影视基地里的仿古街。”在李照兴眼中,这个复古的前门完全是为了让游客消费,没有生活在里面。他断言,这将会是城市改造中失败的作品。 从1988年开始,李照兴每到北京,都要去前门和大栅栏看看,那里虽然乱、破落,但能体验到北京普通百姓的生活。“那个年代,我是游客,我看见有老人住在里面生活,他在喝茶、聊天。我没有归属感,但至少看见别人有归属感。”而现在,“全是游客,全都没有了归属感”。 说到这里,李照兴突然想起,20年前,自己曾坐在前门那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店里,透过玻璃窗往外看,当时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外面是最典型的北京老街,面前摆的是最西方的快餐食品。那里面有冲突也有包容,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现在,北京的老街没了,只剩下仍以前门为名的大街,彻底和肯德基连成了一片。 就在前门大街开放的第二天,时尚购物区三里屯village(英文“村庄”之意)在北京悄然开业。它像一个村庄一样,由各个不同的建筑组合。全球最大的苹果电脑旗舰店的苹果标识,每到晚上就灯光通透,被李照兴形容为“一个晚晚都挂的月亮”。 李照兴最欣赏的是这里开放通道式的设计,每晚商店打烊以后,行人仍可以自由地穿行于步道和休闲广场之间。居住在此的李照兴甚至因此改变了生活方式。原先上班只能绕过雅秀商场,如今他也可以穿过village,时间充裕的时候,稍作停留喝一杯咖啡。更重要的是,三里屯早已是名扬世界的酒吧街,并没有因为这个项目而改变,仍然保持着两条车道——在李照兴眼中,这是城市街区理想的宽度。 “前门显然是借‘旧’来炒作北京,三里屯village则是用‘新’来定义北京。”李照兴说,后者的设计师只是翻新了中心区的商业形态,保留住周边的原始生态,由此打造出一个符合现代生活标准的社区,这比前门大街那种推倒重来式的改造要高明得多。 当城市变成主题公园 在漫游内地城市的过程中,李照兴发现,像前门大街这样的“复古”与央视新址那样的“前卫”,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代表。而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示范作用”,更是带动了全国范围内争相兴建城市地标的热潮。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地标吗?”在沙龙上,李照兴提出的这个问题,得到了来自各地读者的共鸣。 一位来自江苏的媒体记者说,几年前,南京设计“1912酒吧街”,号称要弘扬民国文化,实际上处处在模仿上海的“新天地”。最终酒吧街只是绕着总统府盖了一圈房子,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民国旧都的特色,弘扬的只是上海的二手怀旧。没想到的是,这个盗版的“新天地”又很快被二三线城市克隆,江苏各地相继出现了“无锡1912”“扬州1912”…… 一位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乐评人说,他在深圳看到了造价21亿元人民币的市民中心广场,却没有看到市民。广场上没有遮阳伞,没有休闲坐椅,没有小卖部;没有时尚的年轻人在那儿边弹边唱,没有老头儿老太太们在那儿跳舞,也没有市民散步纳凉。 一位来自青岛的读者说,近几年青岛筹备奥帆赛,海边一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往老城走,建筑还是越来越破,老城区完全没有从中受益。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整个青岛就是一块镶着金边的抹布”。 实际上,在奥运会前后,李照兴也曾特意考察过青岛。通过对比,他得出结论:奥运会并没有改变这座城市。“新的设施跟原来的城市没有太大关系,老城和新城还是隔绝的,出行仍旧是个问题,作为游客,很难从老城舒服地走到海边。” 两次青岛之旅让他想起了同为海边城市的西班牙瓦伦西亚。据李照兴介绍,那里原本有条河穿过城市,后来干涸了,于是规划者把河道变成了公园和草地。置身那座城市,完全可以做个漫步者,很悠闲地从旧区走到新区,再从新区走到海边。 更重要的是,保护传统并不影响瓦伦西亚成为闻名世界的现代都市。被誉为“瓦伦西亚之子”的建筑大师Santiago Calatrava就在通往新区的河床上打造了5栋深具未来感的建筑,包括宛如地面开花的水族公园、远看像头盔近看像鲨鱼嘴的歌剧院、以眼睛为造型的3D立体电影院,以及一个步道公园和一座应用科学馆。 李照兴认为,这些设计会使游人得到一种从老旧的传统漫步到现代化国度的体验,同时很多当地人在其间自在地工作生活,也会让游客产生一种感觉:这个城市是属于我的。反观青岛,来到这座城市的人只会在海边走走,而且越走就越觉得“这座城市不属于自己”,看着那些被围墙阻隔的别墅和海景房,感觉像“走进别人家的院子”。 李照兴习惯把这类理想中的城市称作“common sense city ”(常识城市),这些城市在满足人们生活的基础条件方面是一致的。他觉得这里面包含着理想城市的发展轨迹: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城市。也就是说,先有城市差异,随后通过文明建设及城市人的改变,达到每个文明城市都共通的common sense。有此共通的基础下,才再去发展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将成为城市的特色。 在李照兴看来,中国城市的问题,是还没有共通性的基本标准,就直接跳到了差异性和奇观性。结果,每个城市都变成了主题公园。 后奥运时代与世博会猜想 2004年之后,李照兴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北京,这让他得以亲身感受到那种超乎寻常的中国速度。“无论是交通也好,建筑也好,街道卫生也好,都因为奥运会压缩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不那么完美。” 他把当下这座城市的状态比作“正在享受事后烟的男人”——高潮已经过去,等着恢复常态,重新寻找回自己的节奏。 李照兴和他的朋友们有些怀念1996年到2002年间的北京,“彼时犹见胡同落日圆,晚风或晨光中人们脚步尚算悠闲。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那时艺术和文学的地下状态:艺术尚未完全生意化、诗人尚未开始给房地产商作秀、树村(北京摇滚乐基地)仍然存在、我们还有时间和力气去未名湖打雪仗……今天的北京明显急促得多,十几个大型楼盘在赶工,要拆的胡同与小区迫不及待。我们却再找不到起步1.2元的廉价的士。” 有时候,李照兴也感叹自己对城市的书写已经跟不上城市本身发展的速度。《潮爆中国》的繁体版是在奥运会之前出的,等出简体版的时候,他不得不把很多关于后奥运时代的观察放了进去。比如怎么善用“鸟巢”,真正把它变成北京市民能够享用的公共空间,而不是仅仅成为游客合影留念的对象。 在李照兴看来,应该把过去几年为赶迎奥运会的超速发展稳定下来,不再从大的角度着眼,转而关注到城市的细节。譬如街道的宽度、流向、便利店的多少、店铺与休闲空间的分布等。这些细节,都是在赶工的时候被忽略的。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关于上海世博会的猜想。“2010,以往当它是个科幻电影的代号,曾经是那样遥远。” 几个月前,李照兴走过上海卢浦大桥两岸,看到的仍是无数咖啡色的破旧厂房,使他不能相信效果图上的场景,将成为2010年这个城市的真相。 “但谁都不会怀疑中国的进度会赶不上。”他说,问题是世博会留下的伟迹,普通市民可以享用吗?真能像口号中所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吗? 李照兴在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公布的计划书上看到:它有节能、注重环保的建设策略重点,包括江水循环降温技术、地源热泵、雨水收集等节能技术;它要展示城市的散点绿化的重要性;它也要显示有效率的运输及人流系统,包括要在园区内发展类似巴黎的单车租借计划,将来亦鼓励区内的生活可通过单车来解决挤拥和环保问题…… 但这位城市生活的体验者,始终对纸上的东西存疑。 他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磁悬浮快速列车,其建造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浦东机场到上海市区的快速交通问题。然而从实际运作情况看,它只把人送到另一个地铁入口,一个造价90亿元的项目远不及香港和北京的机场快轨实在,在更大程度上却扮演着观光项目的角色。“有必要用世界上最快的陆上速度跑那个7分钟吗?”李照兴问道。 在他看来,真正的城市书写,不是历史,不是理论,不是规划,而是每个人真实的城市体验与生活。 潮爆書評--time out 北京
伴随着中国崛起,关于当代中国的书写从来不鲜见,但以一个局外者的角度,以一个香港人的视角深入中国腹地,以自己的所看所思来描写内地的建筑、文化、城市、享乐、媒体、新新人类……甚至还通过中国的现象为未来香港的发展提出有益建议,却并不多见,同类书籍大概也只有陈冠中的《波希米亚中国》了。
李照兴有着多元的复杂身份,在美国留学,曾经是香港的文化评论人,出版过《香港后摩登》,主编过《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等书,早在1986年即以一个浪游者的身份穿行于内地城市之间,近年更长期在中国内地从事杂志出版,如同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经常往返上海、北京、广州及香港四地,在每一个城市所呆的时间都足以令他触摸到这个城市的本质,烛照光影背后的落寞情绪。
在路上的李照兴以新新中国来为时代命名,这个新中国是“GDP的惊人数字,生活消费形态转变,新富阶层的冒起,年轻人的创造力,城市空间的变天,媒体与文化产品的开放”……与新新中国相并列的是香港身份未明的“后香港”时代,梁文道为《潮爆中国》写的序显然是对此说法的一种呼应:“我也想用‘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去形容我们这群喝《号外》、《年青人周报》和《越界》奶水长大的文化人,以区别开从《城市中国》、《城市画报》与《新周刊》等内地刊物吸取新知的新一代文艺青年。”
对于首都北京,李照兴寻找着城墙脚下的梦想,一边沉缅于胡同小民式的怀旧,一边将更多的笔墨着力于新新北京,就像他在论及北京新建筑群时说:“CCTV的外形是反叛的,破传统的。当然,走在这个追求建筑物慑人效果,要把建筑物当成奇景的年代,这是最起码的标准(巨蛋、水立方和CCTV现方案当选都很大程度基于这原因——北京不会再安于一座默默无声的新建筑)。”这样的独白,与其在说建筑,不如说这是他对于新北京新思维新未来的认知:“再看看CCTV身处其中的CBD新规划,不由生出一种对未来北京大都会的企盼。那真像一个光荣的未来城市。”
《潮爆中国》有数据,有事例,有分析,有观点,行文流畅又有纪实般的导入,几乎涉及了当代中国城市风尚的每个立面,包括南锣鼓巷、李宇春、库哈斯的CCTV、最牛钉子户、便利店、巨蛋、421制新人类、小龙虾、足球、单车国民……但正如李照兴在开篇所摘引的马可波罗那句“我还没说出我所见到的一半”,新新中国的变化显然不是一本书所能囊括的,但起码《潮爆中国》已经集结了当代中国潮流文化的多个剖面。
在全球传媒对中国进行误读的时候,阅读《潮爆中国》这样的文字,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以及未来中国。
文/李国庆 潮爆書評--周末畫報周末畫報書評
新新中国的冷峻解读 副:在潮爆与怀旧间游走的城市达人 刘君
三十年猛烈的洗刷之后,中国的城市景观呈现出混合的面貌。主体部分持续变形,边缘还残留着静候岁月的礁石,等待着下一轮的冲击。潮流,直接带来了城市的消费者和批评者,而且都忠心耿耿。而如何在汹涌的潮流中观察城市,记录变化?
李照兴的《潮爆中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非虚够的书写类于素描,隐藏在碎片之中的意味淡然跃出。这本书也许是近年来最出色的城市笔记之一。笔法虽略显繁富,然而穿越表象的洞察力却着实令人吃惊——
从老房子中追忆上海的逝水年华,在京城故宫旁触摸黑布派对的火红年代,于摄影、设计、电影等圈子中书写新新人类谱系,或借助时髦见闻与享乐体验反思中国的审美复兴与后现代生活……心骛万物之后忽然俯身,在跨界对照以及潮流变迁中思考这个喧嚣的时代。
典型的意象拼贴法。李照兴如是解释自己的书写:“城市书写作为一种记录,它注定零散、片断、多向。对于城市本身而言,它是面碎镜子;对于城市人来说,则是种救赎。”
这种写作方式,令人想起本雅明以及里尔克等人的断章。而相对于前者的漠然与后者过于充沛的激情,李照兴的拼贴意象渗透着细微如丝的情感。对于他而言,城市的现实带着轻微的眩晕感,过去沉浸在淡淡的感伤中,未来则带着魔幻的手势。
相同的是旁观者的姿态——旁观者是生活的旁敲侧击者,平静地窥探秘密,自在汲取精神滋养。他不是浪荡的奥涅金或者虚无的普鲁弗洛克,有点像黑泽明的影子武士,或者伯格曼魔术灯笼里的蜡烛芯。书中少有的感性句子暴露了李照兴的这一身份:“用旁观又投入的角色,以所有他城当我城的态度,摆着城市浪游者的姿态,穿梭城市,且活且记,在流动的身份中冷眼玩味城市的众生点滴。”
很显然,香港身份为李照兴带来了距离感。但也正因此,使他拥有了一个旁观者特有的品质。如今,介于内陆城市和他之间的一层烟雾送他到达奇妙的境地:“我以前最怕的就是身处一个自己不属于的地方……现在,我像永远身处一个不属于的地方,这种感觉妙极。”
平凡与寂静是旁观者在城市浪游的通行证——李照兴的守拙来自天性,他带着老式眼镜,永远的平常人装扮,不大爱讲话,眼神却热烈地期待别人的倾诉,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能进入各种场所的扁形人,如《旁观者》撰稿人艾狄生所说:“我好不容易削扁脑袋,才挤进人群。”
对他而言,选择旁观的姿态,是因为遇到了这样的时代。旁观者是为了生活的某种趣味而活着,而这个时代的潮流或者暗潮实在有太多妙趣,都直接写在被恍惚的时间捉弄得迷离的城市面孔上。《潮爆中国》的残光碎影,内敛地表达了中国城市和这个时代的趣味,附带着纪念、希冀和想象——这正是出于某种文化本能,虽然在表达上注定残缺不全。 再探宋莊
再探宋莊 從藝術村到別墅部落
再到宋莊已經是交通暢順快速的一個下午。2004年夏天,有攝影師朋友告訴我,在媒體的工作不幹了,要搬進宋莊。在那裏開工作室,千幾二千尺,租金是誘人的五百元一個月,當然要一次性付一年租。自己搞工程裝修,也就有一個自己的天地。但那時交通極不便,沒有高速路,巴士班車疏落。但宋莊依然起步了,並且步速驚人。 再做專題已是2006年,宋莊變成海內外有名的藝術新村,包括了小堡、喇叭手村等五、六個不同區域,統稱為宋莊。鎮的宣傳牌開始現身,宣稱歡迎來到宋莊,國際藝術村,趕上當時中國當代藝術的火爆盛勢,在大宋莊區的廣義理解之內,起碼有數十間大規模的藝術館。 上周去宋莊,冬天,冷清多了,未肯定是藝術市場的寒冬還是短暫冬眠。大型的上上美術館在趕工開張,造型時尚,不過最多藝術家跟你談論的是如何置業建屋。沿人工湖,一列列藝術家買下的地,蓋成各有特色的工作室加別墅。我們可以想像夏天來臨,圍在湖邊漫步的情景。10年前,這裏還只是條農莊,很多倉庫原來可能是養鴨的。現在,除藝術單位,這裏更像一個別墅部落。從90年代的圓明園藝術村到東村到798到宋莊,北京流徙的藝術家完成一次東移並紮根的歷程。當年,被迫暫留的小鄉,今天變成自己擁有土地與房子的第二個家。
北京的人有趣,在於經驗與背景多元化,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一個曲折無匹的故事,讓你覺得世界真有許多可能性。 這班人再不會失敗,因為他們都經歷過最壞的,不會比以前的更壞了,所以反而大家的心態很健康,今天的房子,今天的安逸,都像是恰如其份的賺回來。藝術家朋友在他五千尺的倉庫裏,談他如何從南方小城的一個小警察,一步步變成擁有這巨倉的藝術家。早些時候,他這塊地的40年使用權加裝修,還只是90多萬。 那已經是價錢略高之後的事,遠在這條村沒那麼火起來之前,幾萬元就買起幾十年的使用權。以致當年賣地給方力鈞的農家,事後覺得不合理,想要收回土地。但方就向「地主」表示,土地還你也可以,但請你賠我裝修費,算上去也總有幾十萬。「地主」聽到也追究不下去。 究竟這是自由市場的法則,還是有計謀者在策動房地產買賣,形成中間的利益交涉內幕,特別是可能存在的剝削原居民利益的事,這個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但若單看表面狀況,這班藝術富戶,終於打破藝術家必窮的咀咒,在此蓋房子,形成部落,又的確在中國前所未有。這現象有點奇怪,確切反映了某種理應如此的藝術家利得正常狀態,而又象徵了中國的某種獨特國情。 最晚離宋莊中心點小堡鎮的公交車是晚上八點多,但如果有活動,主辦單位還是會安排交通。從北京市中心國貿驅車直入宋莊,不堵車大概就只那45分鐘。有人試過最快開車去到天安門,凌晨狂奔,就大約半個鐘。 就算是晚上,來這裏分享紀錄片晚會的觀眾,都有四、五十人。這裏平日就平平淡淡,原村民和藝術家都沒所謂,因為一定程度上,是文化藝術產業的進駐,帶起了整個區的經濟。村民只是視覺上像多了許多看起來古靈精怪的人,又或者開始參加英語補習班來應付可能的遊客。 宋莊友人道,現已過了最火紅期,工作生活不一定如想像中,不少慕名而來的人,這一兩年都搬走了,留下的,就是默默鎖在工作室內的人,白天不會到處走。 可能,會在公交上碰見,他們總有機會到城裏走走或開畫展,而在村中,他們可能要等到有聚會,或者到酒吧才碰到。 「新部落」是英式擺設的小酒吧餐館,老板之前在後海開夜店,後來覺得太嘈,收拾一切搬到宋莊。幾千尺的地鋪連居室,也不過是幾千塊錢租金。像龍門客棧,初來的人,找工的人,想結識人的人,都聚到這裏,留下名片。 最近宋莊的流動量還是大的,有一個現象是:較困難的爭扎藝術家已開始搬出,而不少成名的,則買地建房,以至有一區像變成了一個樓房社區別墅式部落。 而在這裏置業的特色在於,你不是買發展商的現成樓盤,你是買土地使用權,然後自己設計蓋房子。但整體布局,又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讓建出來的建築,相對上不會太離譜(不會風格亂套,突然出現白宮、西班牙式或地中海情懷),而是保留著村裏最典型的紅磚青灰磚建築材料與外觀,倉庫的格局。這使區內建築統一在某種美學的基本取向,仍像公社年代的農村規劃建築結構外型,內裏保留倘大的空間設置,上下閣樓間隔,中間極高的樓底,配以院子。
這種產業經濟的發展很野蠻生長,生機勃勃,在於由農莊到藝術莊,已經不是一種按官方計劃出來的產物,再由藝術村變成居住部落,發展房產與建造業,又是另一個即興而因人因事而發展的方向。宋莊美術館後的人工湖不是某一個發展地產項目,而是因早些時候需要修路,就在美術館後挖了大堆泥土去,餘下來的大空坑,儲了水就變成一個湖。而沿著湖,有田有水,買地人都覺得風水環境好,因而又陸續把房子蓋到湖的周邊。一切都沒有方向沒有預設,有些令人覺得不太可能,但一切到後來,都順著某一種其實是合理的發展邏輯,配以可能不合理的利益分配。Again,宋莊也就成了另一個中國的縮影。
現場 外灘變外癱 經濟吾好既後遺症,陸續顯現,普遍上,覺得上海影响大d,北京無咁大。春節過後,走到上海,去開既餐館,突然好多吾見左。而同國際友人去以前去開既外灘多間店,真係見生意難做,佢地戲言,呢度係「外癱」吾係外灘。外灘幾多號呢種店,本來主要就係做老外生意,聽領班講,而家外國客路少左,主事者就要大換前線服務人員結構,是關以前做老外客既服務員系統,同招呼國內客係完全吾同也。証明高消費場所,而家都擴大本土服務內需,成個經濟圈都默默轉型。
雪回北京浸溫泉 今年北京雪落得特別遲,前幾日至有積雪滿街。雪連同雨,算係打破左近年越黎越干的冬天傳統,反而係好事。北京冬天其實係由12月至3月咁計,大部份地區室內有暖氣供應,至於室外就會時凍時暖,亦係變幻最多既時節。呢幾年冬天雪雨都少,冬季旱情出現。吾知呢次係改轉番有雪有雨趨勢定只不過係撞彩。 至於既然罕有咁落大雪,第一件事做乜?就係到一間市中心既溫泉館,因為朝陽公園旁既呢間溫泉,係四環以內,唯一用天然泉水同有露天溫泉既地方。 一路上身處於零下度數睇住飄雪,一路浸响42度既泉水入面,中意既話亦可以點上sake邊浸邊飲。吾使長途去到郊區,一個吾該幾分鐘就返到屋企。算係另一個值得响北京生活既理由。
單向街書店血案 著名博客錢烈憲上星期响北京既單向街書店舉行新書讀者會,會后被人捅左刀,呢件血案响文化界都幾大反响。一來,萬達廣場既單向街,都算係而家北京既作家見面會旺場,每禮拜都有活動,有成一二百人參加,而且有時香港作家都會出現。上個月之麻,梁文道同本人都岩岩响度分別做過新書發布,你話驚吾驚。據云行兇者大概也提到係呢位作者既評論惹禍,因佢個博客都幾盡八卦諷刺之能事,打著「內部翻閱,僅供造謠」旗號,得罪人都吾知也。下次,吾通去讀者會時,作家都要搵定保安? 葉問與另一個香港傳奇葉問與另一個香港傳奇
一直想尋找葉問的香港時期和佛山傳說,是延續對歷史/虛構的書寫興趣,對發掘另一種歷史的好奇心,譬如說,很多我們共識的想象,都跟歷史不符。所謂英雄宗師偉人總統,後來被認定是偉大,其動機卻往往志不在此。選擇性的歷史,神話的建立,建構了一定的敘事及其「教訓」。哥倫布不是個偉大志堅的大航海家,林肯解放黑奴是利益計算。黃飛鴻未必是人人皆曉的民族大英雄。宗師大俠,有時都不過是為餐飯,為了現實。之前常討論的例子,是黃飛鴻,如今,是葉問。二人都出於佛山。而我正好有些朋友來自佛山,之前又去做過探訪佛山所謂功夫之鄉的故事,於是就向佛山人提到黃飛鴻與葉問的事。 才發現,對於70後出生的佛山朋友而言,這兩個人都不是一個地道的民間傳說,黃飛鴻是從港片文化而來,至於葉問,很多人則現才聽聞。 問到成長之時,是否仍有武館林立之傳統,答道:武館傳統早已沒,坊間小道,聽到某某街市有個身手不錯的人,還是會有,佛山只是個小城,聽街頭傳聞成了日常生活習慣(這些小傳說還造就了一些傳奇人物與花名,例冋贊先生與找錢華)。只是,佛山作為武術鄉之印象,在坊間則完全不是那回事。當每個想發展的城市都熱心要建立一張名片時,佛山這小城,打著的是武術、粵曲、陶瓷與嶺南文化之鄉的宣傳牌。黃飛鴻紀念館有了,可能葉問紀念館也要來。作為旅遊與商業區開發,地產項目嶺南天地把祖廟東華里一帶舊建築如上海新天地般改建。佛山這禪城舊址,還是有它的青磚建築與花崗石步道,確切反映了嶺南建築的特色。我想到更多是關於香港早年跟省城與佛山(廣義嶺南文化)的關係。要尋找香港根源,起碼有兩條,一條是上海南來的商家資本與中產生活方式,另一條,則是廣州佛山來的廣式地道嶺南文化與實幹can-do精神。
建築與原本的街頭文化上,佛山確是一種嶺南文化的視覺體現。大騎樓、鍋耳式山牆、瓦脊、雕花屋檐、蜿蜒街巷、趟攏門等等,都是最普遍意義上的嶺南建築風貌。在省城廣州處處見,後來,也南來到香港。佛山東華里歷史上是四個大戶的家族群房子所在,加上佛山的交通發達商業傳統,曾造就一個繁華的小城。由是,東華里的建築,是富人的建築,在後來資本的遷移過程中,風格帶到香港。因為區內基礎設施好,街頭的生態極多元。以往,通過趟門,家家戶戶跟街外的關係較密切,我就看過歷史照片中,家戶拜神祭祖,街頭燒香的生活細節,根本就是後來香港成長經驗如出一轍的一部份。 葉問五十多歲才到香港,歷史上說他在港時從不提過往,知道他佛山時期的外人甚少。而他授教徒弟的地方其實無定所,但反映了那個年代(50—60年代)香港的民生狀態。因很多人都是走難而來,宗親會與結社的風氣盛行。於是,就出了更多的什麼同鄉會宗親會工人聯合會。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其實也是舊日的名詞),葉問在香港的,是山寨武館。的確,香港曾經山寨。 一次我問到王家衛,他版本的葉問,究竟講什麼。「虎落平陽」,總結起來大概是這意思。就是說,無論你以前打得曉飛都好,去到一個陌生城市,無人無物重新開始,什麼也要做。跟葉問習武的人,有職工會的,純練身的,也有後來去當龍虎武師的(粵語片年代至功夫片旺季)。甚至,你可以想像,在職工會的會址日間授徒晚間「行」張床出來睡覺的葉問。 武術世界只是一個縮影──當然,這縮影足夠具電影感。這是前香港時期(如果我們說香港精神與身份始於60年代)極為普遍的現象,就是因各種原因,有這麼一大批南下的人,他們有的身懷絕藝,有些可能只得鋪牛力,但社會形勢促使這些人的勞動力,處事彈性,耐力,吸收各種好經驗的優點,得以匯聚發功。可能是三角碼頭苦力,是地盤工人,是各行業工會職工──當中碰巧有個在大南街港九飯店職工總會教授詠春。上海富戶企業家或洋公司帶來資本,結合嶺南的勞動力與實幹意識,造就了當初的香港──他們是the hands that built Hong Kong──而且他們並不陌生,他們許多人,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父母親。資本與勞動力,相輔相成,大有大做,小有小作,開大洋行,或小山寨廠。香港是由很多個葉問建造出來的。用的,不一定是武功,但馬死落地行,轉膊求存的意志如一。 這種靈巧轉膊借力打力,據說很是嶺南武術色彩。甚至說,詠春是一樣極為嶺南才有的功夫(但實為源於少林的改良派,嚴詠春本來也為福建人,只是後來嫁到佛山,再經梁贊等一代又一代改進,可說才算完成詠春的本土化)。我試玩黐手、散式和二字鉗羊馬,是因為七十年代看黃玉郎的<小流氓>及後來的<龍虎門>。它適合個子較小,身手靈活的人(所以適合葉問,甄子丹,李小龍),然後又有人用科學的力學理論來印証。它不是洪拳般硬橋硬馬,的確是一樣頗具南方地方特色的武學。甚至乎,詠春發揚人在面對普及化時,也算是較先提出用科學語言作底,又兼帶出中國道家傳統智慧的「新武術」。在詠春與道家觀念的討論中,我們其實早就看到了李小龍改之成為截拳道的概念基礎──即是說,率先把武術定位為哲學,而非技術那麼簡單。 從嚴詠春梁贊葉問到李小龍,看到的是有系統的發展普及。由被認為是「二世祖功夫」只宜小班及個別授教的小功夫發展為普及教拳。它顯然不是單單一門從流行影視文本帶出的文化。而我們往往只看到最後的結果。香港的成功,後來被光榮化的神話,被過譽的黃金八十年代。少人談默默無聞,實幹不作聲的那個年代。佛山也很快迎合到這種主題式的城市打造──也不光是佛山──翻天覆地的變化,每個小節特色都有可能被發大成為名片。而最缺的是實實在在按步做事的風氣。
16 febrero 這個TV真太爆
這個TV真太爆
首先要解釋一下起火的TVCC副樓或配樓,跟CCTV主樓的關係。嚴格上來講,燒的是TVCC即電視文化中心,一幢建於中央電視台大廈(CCTV)主樓側的建築,上為文華東方酒店,下為演出場地,在我看過的模型當中,顯示演藝中心的空間宏闊,多個通道開啟,可供多輛貨車進入,而中心可跟CCTV主樓以地下通道相連,為整個CCTV 大complex的一部份。而整個complex包括主副建築和相連的廣場、地鐵、停車系統等,則是更大的一個北京CBD新地標的發展計劃,要想像成一整個小型社區的設置。 但當起火消息傳出後,名字上大家說的都是CCTV起火了。也就是,除了公眾搞不清TVCC和CCTV的關係外,更重要的是,CCTV起火才真正滿足了公眾的想像(如果不是願望的話)。而中國的矛盾也在此,對於一幢備愛國際欣賞的前衛建築,沒有一個國家的國民可以如此幸災樂禍。這已不是流傳的Photoshop(PS)改照片所引發的反諷及自娛自樂問題那麼簡單(那其實極有創意),而是一個不健康的資本與建造邏輯,不太愛歡迎的擁有者,一種樂極生悲的愚蠢,引致一種病態的民粹發洩。它縮影的同樣是中國長期以來資源不均與濫權的不公現象,又帶有悲劇式的荒誕黑色幽默。看著圍觀者看戲般跟火燒的建築拍照留念,沒有一點痛惜,你知道社會真的病了,而中國城市終於要爆了。
內容 備受多少爭議都好,TVCC與CCTV可是個漂亮的建築組,外型上它前衛破格,精神上它野心勃勃,比起巨蛋鳥巢,它才是北京的新比喻。但對於它的怪,它的造價,它對民生的影响,與及更重要的,它所代表的中央電視台的權力,也無可避免受到責難及應有的批判。(單純放在建築成就和藝術來看,它是經典;放到社會文化脈胳,它卻帶有原罪。) CCTV建築群,正如我曾描述過的關於它的法西斯美學魅力,是屬於罪惡的快感,就像愛上尼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或沉迷納粹德軍的軍服,欣賞的人會視為危險的藝術經典,不欣賞的會叫它惡魔。 很多被迫遷的老北京,因它而離開原有社區,對它不屑一顧,我卻從頭到現在好奇地一直盯著它長大。2004年夏天,它就是這麼一塊空空工地,連圍板都未圍得切,爭議的聲音未止,工程停下來,望進去是一個陷落去淘空的礦場大洞。後來終於重新開工,在2005年,庫哈斯的辦公室(而長期駐京監工的則是奧雷)一直就在附近,趕著興建的步伐,伴隨著宣傳,一個以CCTV為主題的展覽在北京舉行了,後來也搬到紐約的MOMA展出──它變成一項當代建築藝術的代表。在模型中,展示的是一整個北京CBD區的改造野心。 而像一切出名的東西一樣,永遠是會遭到極端的反對──莫論是合理或不合理的,因為在中國能成名的,通常都非單純,而是包羅了種種的利益輸送或壟斷,許多時通過不公平的競爭而得到優勢,人們反對的,發洩的,正是這種對壟斷及不公的渲洩情緒。不竟,你如何做一個節目,建一座大樓,我管不了,可我有權調侃一下,開開玩笑。這是源於一種極度的抑壓,引起的極端的發洩。我實在想像不到美國人會這樣對待一座新的地標。原因正是,它感覺上並不屬於人民。 但它其實應該屬於人民。
在坊間閒話成功把槍頭由CCTV轉移到CNN之前,本來社會上的說法是:做人不能太CCTV。裏面有多種意思,包括做人不能太霸道、高調、暴發、弄假。它報道的新聞一直被人認為時間性不直接、輕重不分;包裝一直娘炳;提供的娛樂一直被人叫悶及倒胃(因此對山寨春晚的期待不是真的對山寨的認同,而不過是衝著央視春晚的不信任票)。 就如CCTV要報道自身的火災時,到底要等事件發生多久才敢報? (剛發生TVCC大火的時間,CCTV的新聞播的是澳洲大火。) 答案是過了近兩小時,先作出橫條的滾動式字幕,然後報道員才鎮定若無其事的報道TVCC當晚發生火警,強調現已受控制。
CCTV代表著國營超大企業的畸型病態,通過特權、專利、壟斷,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大量吸納錢財資本(廣告時段要經拍賣成交),然後肆意花費(公眾對新大樓的針對往往也是它造價超過100億的數字),它有超強的財力人力物力,卻沒有做好國家電視台或一所公正開明媒體的責任。
這種反彈在民間已成了一種積怨,而最步步為營的國家大媒體,最不想的就是自我的結構曝光,應該是躲在黑暗的媒體本來只想默默監視著社會,它最怕現身成為新聞的主角(大部份關乎於媒體本身的新聞都不會是好新聞),此所以,對CCTV新樓的新聞,長期是個敏感區,它外型高調,但又想讓人低調處理。 正如起火初時,對於網絡媒體報道,就有一個緊急規範,上說:「各網,”中央電視台新大樓北配樓發生火災”相關報道,請只用新華社通稿,不發圖片、視頻,不作深度報道;只放國區,關閉跟貼,自然滾動,論壇博客不置頂,不推薦」。以我比較香港網站和國內網站,大約過了兩小時,國內網站還沒有報出有消防失蹤的消息,如果不是因為當今民間記錄的發達,網絡傳送的厲害,起火新聞一定會低調處理到極點。
但顯然,網民又怎會放過這出氣與發揮創意的好機會。消息曝光後,除惹來現場群眾圍觀,市民記者的現象再次出現,並朝著建設性的方向發展。在現場目擊的一切,統統透過私人的攝錄記錄在案。這包括煙花與導致起火的過程,案發的始末成為無可隱瞞的事實(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違規放煙花引起火警的真相可能會被種種權勢所掩蓋──最新近的說法是施工方面的CCTV監督部門,其實每年都有新春在工地放煙花的習慣,只不過今年特別搞大,以本來需經申請的大口徑煙花自娛,如此口徑需獲批文,但有人有胆量在沒批文下照放如儀)。 網民反應也快,即時建立了民間的關注網站,而它的手法又不是沉悶的每時每刻更新新聞或照片視頻那麼簡單,而是夾雜了評論、報道、批判、更新以及最好玩的即時PS再創作,將新聞圖片玩轉再諷刺一番。當中,咸旦超人在火燒大樓間與怪獸對打當然已是箇中經典,成為公民認定「我最愛的TVCC災難創作」,而這幅效果圖片的虛構場面卻達至一種矛盾而超現實場景的戲劇性效果──它一方面是真實的火災寫照,另一方面又是我們熟悉的未來科幻或災難超人拯救地球的動作場景──這種介乎現實與超現實,紀錄與虛構的呈現,一直成為今天新北京的城市空間特色。 由此,這種鏡頭,當然有如當年紐約911的那種戲情性場景性(即滿足了市民一種作為觀眾的習慣),但通過PS手段,這組TVCC災難圖卻有另一種特色的中國味道:如果說911紐約的世貿畫面傳達的是近乎荷李活式的迫真災難,那TVCC火警就是正如網友造圖的那種日本式超人動作山寨式回放──看著本來應是千真萬確的城市景觀,卻一下子有一種不真實的模型城市感覺。這就是新北京,庫哈斯說,CCTV正是中國現在需要的,他給予我們。在北京還未親手接收它之前,把它從虛擬變成真實之先,它又突然變得如此超現實了。
如果TVCC火災是一場山寨版的浩劫,它那如<搏擊會>結尾的結局也就夠黑色荒誕幽默:經歷過奧運那嚴密的保安,各種外界人為襲擊的可能性都避過,等到年初十五,本著最後一次工地演出盡興(心想著:下年就不是工地了),煙花加碼(但那用來買煙花的一百萬又是誰的錢?總不會是搞活動者自掏腰包吧),賓至如歸,結果,一切意外突變都算得出,就沒能力算出是栽在自己人手裏。 不知就裏的人或會問:奧雷先生,怎麼搞的?你的建築連小小火都敵不過? 奧雷先生或會同樣不解地答:我怎會預有人會在建築地盤裏燒煙花? 他那見過娛樂世面的女友張小姐或會安慰他:這就是中國式大片。只會在中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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