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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diciembre

08年最後一個問號

08年最後一個問號

 

2008。都說是未來不能忘記的一年。中國的大起大落,舉國極端的興奮與哀傷濃縮在這一年。震怒、悲哭、亢奮、加油、奧運、貶值、雪災、崩盤。甫踏進12月,改革開放30年的紀念變成最廣泛流傳的普羅話題。所有媒體都做著30年來中國變化的對比,這種主流式的回顧2008的角度,甚至是回顧30年來中國變化的閱讀角度是無比保險而受落的。

如果這一年的中國是一部大片,它有足夠的煽痛劇情,有翻天覆地的災害持技,有成千上萬的奧運群眾演員。有獨行殺手,有記者英雄。有平白尋常的老百姓笑和淚。然後差不多要出字幕了,來一次超感性的30年生活片段回顧,正面肯定了這些年來的國策發展。這篇宏大的敘事,甚至宏偉得叫人樂而忘返。從糧油票到今天在蘭會所吃fusion菜看億元的裝修,從苦心擁一部鳯凰牌自行車已滿足到今天滿街進口車。從夢想參加奧運到主辦兼稱霸奧運。從歷史縱向的線路來看,中國的成績驕人。就在大片都快要圓滿結束,一個號召一份倡議,發出了大家有意無意忘掉了的警醒。在物質條件豐盛滿足過後,在社會的責任感一步步釋放的當下,有什麼原來還是寸步未進的呢?都說,1978年至今,社會進步了。但1978125日在民主牆貼出的一篇文章,和20081210日發起的爭取民主的宣言,同樣被壓制。在<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和<08憲章>之間的30年,中國變了很多,有些還是老樣子。改革開放體現在民主自由上,到底成功了沒有?這是08年的最後一問。

 

 

 

 

歷史的確是趟選擇性的記憶,當然伴以過濾性的遺忘。在我年少的時代,要算是生活在香港,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是難以逃過的口號。但在這一次中國式舉國懷念改革開放30年的記念中,卻像沒有人提起了。更沒可能提「第五個現代化」──魏京生提出的除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以外的民主現代化。顯然在談改革開放的論述中,民主開放是不包括在內的。

民主自由如果從籠統一個概念出發,包括了表達、出版、創作、流傳、政制、組黨、宗教各項自由,民主作為制度去予以確保各自由的實行。

30年來,自由在某些生活片段中得到體現。戶口制的相對彈性處理,酒店、住宿、租房政策的相對開放,令行動自由有一定的根據,不過外來戶口沒有居住城中福利的制度,卻往往引至不公平的剝削。

表達自由方面,出版、電影、音樂,比對文革過後,固然現在已屬百花齊放,不過這是限在一個更大的籠內進行創作而已。審查的嚴密,對題材的設限,仍未令人滿意。網上言論論點相對空間較大,可是政府在網絡上的監控亦有目共睹。

資訊流通的自由方面,不錯自從網絡普及後,吸收外國資訊是容易了,但在正式的外文圖書或雜誌的輸入方面,仍是不盡人意。電視訊息則是有錢有自由無錢沒辦法(所以在這過度時期,我們對快速的盜版或網絡上的接收影視資訊還是抱認可的態度)。而對於政治敏感的關鍵字或新聞,網絡的封鎖仍然嚴重。網絡的所謂自由變成一樣政府可動員及管理的勢力:它可以不干涉網上愛國運動,但可封殺不利或不想見的活動或觀點。

就如現在於國內網站鍵入「08憲章」去搜尋相關材料的話,絕大多數有用的網站連接還是進不了。這不禁叫人懷疑晏花一現的08年傳媒開放現象,是否只是一場大戲。當08620日,胡錦濤與多位領導人在網上直接回答網友的提問時,大家都肯定是個媒體開放與開明領導的年代。

當毒奶或黑礦的揭發反映了社會仍有良心傳媒,並掀起了公務員問責的風氣,外界都一度樂觀。像在說因為奧運,這國家終學會以文明國家的做法處事。

又或者,從網民監察到人肉搜索,網民變成了仗義執行的一股動力,引發了一種第五權力(如果第四權力是說傳統媒體)即網民權力的良好願望,現在回看,我們是否過度樂觀?這種種極端渴望與失望,只造就了有思考的中國人更成熟的態度:有保留地認可,不要被表面的開放而衝昏頭腦。

 

 

當然,從縱向看,改革開放肯定在資訊自由上有所改善。起碼30年前,國民不可能有這樣多娛樂資訊選擇──但所謂「危險」的資訊呢?現中國的問題也許變成美國那娛樂致死的問題。似乎中國在改變本身形象嘗試去達成「文明國家」一員的過程中,在減少政治宣傳的老土手段後,卻更快走到美國媒體的問題套路中。現在中國的問題也許已非奧威爾式,而更像杭姆斯基式。

杭姆斯基所指的美國政府與權力階層、大企業、媒體的共謀,只傳播傾向政府的觀點,製造虛假共識,愚弄國民,但披著假開放民主的名義──這問題變成中國式媒體開放改革的新問題。美國媒體問題正在於:它永遠要保存著一兩單無可否定的傳媒正義事件,宏揚美國傳統的傳媒高道德水平,從而掩蓋了可能的更多黑暗。而美國去到最終總比中國開明,在於無論是杭姆斯基到薩伊德到桑塔格,他/她們堅持己見的異議,至少並沒有讓他/她們被抓被抄。

評價功過、水準,當然可從縱向歷史看,說這國家比起往時已有多大進步。但不要忘記還要橫向看;看看當下,別的文明社會是如何處事的,是怎樣對待異見的。

 

如果憑此重新評價,改革開放30年,可以說在體制改革,經濟開放的範圍內,從而帶動社會經濟條件上升,民生改善方面,這場改革開放算是成功的。

至於在政治開放,和思想自由這兩方面的改革開放,是否成功,就是回顧2008年或是這30年的最後問號。

19 diciembre

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山寨

 

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山寨

 

人人談山寨。以至當電視台主持,杜撰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山寨」之金句時,廣大中國人民,才認認真真看出如「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諷刺性。如果全個世界都只發同一個夢,都應詃幾恐怖。全世界都充斥著山寨貨,也不知好怒還是好笑。中國會否用山寨征服世界?

在一片山寨討論中,「山寨」已經由一個單向負面名詞,逐步擴充了它的意義。應用的場合也越來越多爭議隨之而來。毛尖小聰明反諷筆觸寫一篇近乎歌頌山寨文化的文章,網上正反兩面又作出PK對決。中央台也用黃金時間的新聞時段,深入商場秘密尋訪山寨手機買賣過程。現在,山寨文化的討論,已變成一種國家方向發展的議論。在流行文化詞語中,山寨機、山寨版、山寨貨、你太山寨了.....幾乎任何東西都可貫以山寨化的討論和命名。頌者認為中國的民間活力,就表現於山寨創造力;批判者狠評山寨的大盜與跟風抄襲劣行。這國家是否已變成一個山寨國?做賊,就要做大賊。山寨國,大家都爭著做山寨王。或者應拍一部「大寨崛起」。

 

內文:

 

「山寨」這個詞,已脫離它本來的意思,變成一個濫用但引人注目易於接收的日常用詞。但正因它包含的內容變得太廣,以至它現在也近乎不能再指涉什麼。

山寨可以指小型手作式工業,A貨,翻版貨,廉價版,民間自製產品,低質產品。它也可以說成是一種精神,一種民間的自發創作,突破官方或既有制度的封鎖。山寨,原來可以很偉大。

 

例句一:你這山寨(手)機也太牛啦吧!

意思是說:你這部山寨手機太勁了。它聲音特強,震得超勁,屏幕超大,反正就是向來手機正常功能的加倍升值版,但由於是把一切推到極端,品質也不保,

所以它一般很容易壞。這裏說的,是一種嘗試改良把手機功能無限放大的創做法,而非另一種山寨機的原本解釋。

原本的山寨機,所指的是外型功能完全抄襲外國名牌的本地版。譬如山寨版iPhone。外表近乎一樣,拿出來,不細看的話分不出真假。即是說,A貨。這就如以往買名牌衣著的A貨版,不過今天隨身裝飾多了電子產品。

 

例句二:這次海選選出的冠軍,是一位來自自四川的山寨版鄭秀文。

這裏的意思就簡單得多,是指一個貌似鄭秀文的女孩。也即我們習慣叫的翻版。

但當然,山寨版多一點強調的是,這個翻版是一個nobody,真有種來自山寨的村姑特性,而非單純跟出名的名人相似。所以,我們只可說那位來自小城鎮的女孩是山寨版鄭秀文,而不會說王若琳是山寨版鄭秀文。

 

例句三:不滿春晚越來越沒勁,為了發揮表揚民間演出高手,草根創作人欲自辦山寨版春晚。

春晚指的是年三十晚全國聯播的中央台春節聯歡晚會,近年由於欠缺新意,明星演出一般,流水作業沒驚喜,已成為觀眾的狠評對象。於是最近就有創意人打著辦民間春晚的旗號,找來社會中臥虎藏龍的演藝高人,可能是街頭藝人,不見經傳的講故事高手,樣子普通但起碼不用假唱的唱歌高手,在網上搞一個山寨版春晚,打算同時間在網上直播。

同一種情況,出現在早前的中央台<百家講壇>節目爭議,有不知名學者不滿屢次提出主持百家講壇講他的歷史知識被拒,於是自資在社區中心的活動室,自行拍製六集擬似<百家講壇>的電視節目,易中天上身,是為山寨版百家講壇。

不過論最有山寨鄉親父老特色的,還數河南小鎮村民自資合拍古裝大型歷史劇,村民自編導演,自製騎呢古代道具及衣服,講述自己村落文化與大歷史關係的山寨版電視劇。真是自娛自樂。

 

土炮,LOW TECHRAW,甚至到有點CD級低級製品格局。但它們跟山寨文化第一代的意義不同,山寨1.0版本,只是抄襲,山寨2.0版本,它的夢想卻是做偉大的東西,雖大志大技低,真是它反映的是一個轉型中的國家特色,說著的辛苦現實是,既然沒有足夠資源,我就先就手頭上僅有的,主動出擊,用國際一線的風格標準形式,用三流的手頭現有材料,先滾動起來。

山寨精神,其實是折中主義的,有點無譜,但野蠻生長。它明知無資源做到世界第一,但它極力嘗試靠近──至少是看起來似模似樣。它本來是源於人有我有的抄襲,這包括過往的山寨版白宮,山寨版手機。但現在,山寨已開進入另一層次,它是在說:來,先做好外型,到有齊真材實料,再加進去。山寨是急不及待的趕上世界水平,最高的量度線,做最實用地道的必須品,用毛尖的話是:

 

「寶馬拖拉機、阿迪達斯和尚鞋。諾基亞嬰兒手機,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山寨本來是沒檢查標準,劣質的代名詞。山寨手機會不會過熱爆炸,山寨奶粉會不會超標?這是以往的提問。但問題是,經過近期那麼多出名大企業產品都不保証,山寨出品又有何區別?民間的犬儒提問已變成:大企業只不過是間大一點的山寨廠吧了。

故此,山寨成為流行文化,發揮了一種典型的民間發聲過程:借著對山寨的歌頌,人民在投大企業的不信任票!

這個企業,這個社會,這個政府也太過山寨了吧!

它是一個什麼都要超速趕上的瘋狂速度比喻,它是現代版的大躍進運動,但不空談,而是有實質的生常消費品生產。人民可以真正「享用」山寨的出品。在成為真正大國公民有錢第一世界消費者之前,先做山寨版消費者。先頂住檔。

如果山寨廠的香港式用法,是指六十年代開始壯大的家庭或小規模的手作仔工業,小資本具彈性,當中並沒有抄襲的成份,也沒打算一開始就變成世界標準,一步步反成了香港起飛初期的民間創造力。那麼中國式的山寨文化,就顯得沒有那麼實際,它不惜一切去讓山寨土法泡製的東西達至自身不能負荷的世界標準。在實際物質產品工業上,香港的山寨是實際的,中國的山寨,有些粗糙,水準不一,好大喜功。而在文化產品方面,似乎大家都不可再忽略它的積極意義。就是在一片大系統以外,山寨出品才顯出它的INDIE精神,創意所在。的確,「山寨出品」,應該是個不錯的製作公司的名字,用來拍片,出唱片。

就如一定會出現的對好些流行現象的正反爭議,你可以讚頌可以批評,這都不會減低它的流行性。因為現在處境是:沒山寨不行,全是山寨也不行。

 

 

 

 

 

 

12 diciembre

面面俱圆的《梅兰芳》

 

面面俱圆的《梅兰芳》

 

 

如果说真实的梅兰芳是这样尝试面面俱圆,电影版《梅兰芳》倒是错有错着,反映了这种性格。如果梅兰芳真是这样温吞的人,电影就的确依样温吞。在这方面说来,这电影《梅兰芳》原来也可以很梅兰芳。温吞,就是这样一部极力显得大体的传记电影的气质。它没法打救导演的创作生命,也不会把男演员的演艺地位提升了多少(所谓由偶像变成真正演员)──当然,电影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跟主题人物在中国戏曲界的地位更不可同日而语。

 

 

走到这年头,传记电影面对它风格变化上的种种挑战。名人传记,还可以怎么拍?单纯搬字过胶卷,把一种文学性的世界观翻拍成电影,已显得不合时宜。贪新的观众与我们的新时代,要求更富电影感或者说更有导演意识的"电影处理下的名人故事"。这个,可借几方面电影技巧来发挥,Todd HaynesIm Not Here用的是大胆的演员处理,以不同种族、年龄、性别的演员去"演"Bob Dylan,配以虚拟的采访画面历史片段。又或者,创作一个属于导演自己视野的名人,如Paul Schrader导演了一部诗意十足的<三岛由己夫>,是传记,也是导演自己眼中的三岛。

写传奇人物,还可以用侧写方式,通过其它小角色去旁观,在边缘去考掘。如Tom Stoppard写的Rosencrantz & Guildenstern Are Dead>,用小人物的角度看哈姆雷特。这些有时被称为后现代风格的人物电影,满足的是这个时代我们对于重看历史的新历史观要求;当人们不满足于过往种种大叙事的书写,试图透过多方面甚至矛盾的观点去重新发掘已然在历史评价中有公论的人物。这不是历史不可知论的虚无作风,而是通过书写新的历史观点,我们得到新力量,或至少获得新的刺激。

 

《梅兰芳》没法把新力量新刺激带给我们,在中国传记电影的传统中,面对伟人,创作人许多时都只能这样。导演就算不是重复一遍歌功颂德,就只有一板一眼重复着一种既定评价。如果说电影《梅兰芳》的造化或起码的意图是把主题人物凡人化,这也算得是个最保险最没惊奇的角度了。

 

面对复杂的历史(社会或个人),传记电影都倾向把剧情简化,把动机个人化,让观众投入易懂。摆在面前的,就是这样牺牲了立体感,社会复杂性而集中到角色冲突来让观众看得明白的改写。片中梅兰芳角色无力掌握生命的无力感被加倍放大,彷如命定。而邱如白角色为了理想而力推梅兰芳的野心,亦得到极端的处理。就连日本人也来说出他的童年往事,令他情有可原。每个人都有它背后"犯错"的理由,而且都可以被原谅。这就是面面俱圆。或者说,梅兰芳及其党尝试改革的规条,原来投放到电影法则中,仍不能被打破,甚至没丁点意愿去打破。

 

 

这电影本来可以多点新意,因为邱如白的角色其实可以作为一种对照的叙事者去书写主人公。事实上,整部作品,最好看的就是这两角的关系,虽然这关系被导演的处理扼杀了许多可能性或美感──如邱初见梅演出时的喉核升降镜头就显得唐突;以至后来邱及梅的主动被动身份对调的可能性,梅真的是这样被动?抑或他是被动式争取?

这电影本来也可以说得更多更精准梅兰芳在世界艺坛的成就(电影有一副题叫:中国第一位国际巨星的生命传奇),但电影说梅在西方被肯定的处理,挑的是他在纽约的受欢迎(以票房和观众反应作依归),而非对布莱希特剧场及疏异化手法的启蒙(那是莫斯科的演出,布莱希特观后兴奋的指出,终于找到他一直寻求的剧场手法,后来写出《中国戏曲表演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并提出著名的疏异化效果理论)──或者在导演眼中,美国的奥斯卡式肯定,就是世界肯定。

 

电影《梅兰芳》着力造到大体,本身并不难看,却倒应了邱如白那句:做梅兰芳的夫人要大体。不过大体换来的往往是平庸。选择完结于朿须明志抗战胜利复出,当然是伟大艺术家的光荣时刻,各方讨好。如果一段真正人生可这样活,停于人生的高峰,看不到日后的苦难与时代冲击,倒是圆满无憾。可人生不是电影。这也正是面面俱圆的代价,及其创意与勇气不足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