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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ctubre 戀床絮語
戀床絮語
1 上床。 我們都清楚它有兩個意思。起碼兩個。 要特別留意,有趣的是個「上」字,未必是「床」字本身。上,意味著一定程度上,要幹一點什麼。由一個動作,一個名詞,構成「睡覺」或「性愛」兩層意思。而且可分拆另行組句。 例句一:我上床去了。 例句二:他們上了床。 「上床」兩字成為一組易於開口語帶相關的詞語。 至於那個實物,我會傾向用「床」字不用「牀」字。除了因為打鍵盤的話,「床」字只需兩鍵就打成,「牀」字要三鍵,還因為「床」字暖一些,有一個「广」包在上面,像裹了被鋪一樣。「牀」字,拆開成兩邊,不穩陣。而且像一人睡一邊。 的確,上床容易甜睡難。找到一張令人睡到流口水的床,有時比找一個肯跟你睡的人更重要。所以<戀上你的床>式的故事該沒有誇張,有時,人與床都不過是種習慣。 好吧,太多人說過一張床的重要性。我例外。基本上,我一開掣就睡。到處睡。依時依候醒過來,起不起床是另一回事。所以,我應該是罕有地把床與睡與性分開的人。 即是說,以正常的符號聯想,床的CONNOTATION包括睡和性。但我身體力行後結構主義的原則,把符號與符義都盡情分拆。譬如說,上床,可以為了看書。落床,才搞性愛(或者由床上搞到落床)。
2 落床。 要睡,最好是帶一本永遠看不完或看不下去的書,甚至不是小說。 但躺在床上看書又是另一件事。電影中如要強調兩夫妻感情冷淡各有所向,就常把鏡頭SET在床尾,正面拍兩個人躺臥床上,各自看書。一人一邊,對稱,平衡,至少表面如此,而後才反映出當中的心態或情感的不平。 當然,帶一本書上床,跟帶一個女人上床是兩回事。書不好,翻兩翻,一腳將它伸落床。女人,你要對她做同樣事情,可要花多很多力氣。
3 圓床。 我們自少壞教育,都應該教曉,時鐘公寓開房,有一種叫電動圓床。電動這回事我懂,但為什麼要圓?直至到現場觀察,你發現床上天花正對著鏡子,倒影起上來,人在大白圓床中,就有種像達文西的人體結構與比例圖一樣,似是包容於一個小世界之中。 去酒店開房,大家最介意的該是床單。 而普通好人好姐的酒店,我最喜愛的也是床單。愛到一個地步,我走來走出咁多地方,仍吾覺累,仲咁鍾意住酒店,原因正是為了酒店房間的床單,永遠比自家的白淨和堅挺。
4 賴床。 無論有沒有人睡在身邊,不管床有多大,我都會自自然然睡到床的最邊緣。多年的鍛練已經令我養成獨門絕技,睡得邊,又不會跌落床。其實睡在床邊沒什麼好處,雖然壞處也不見得很明顯,不過是種怪癖。但說起來,就像有種莫測高深的道理。你可以說,是習慣了留出最多空間給身邊人,是童年留下的愛好,是一次戀情的見証。 真的,睡在邊邊是沒好處的,最大的快感只不過是賴床之時,由一邊滾動到另一邊,好像暢快一點。
5 濕床。 一次隨意,買了據說防水的床套,白色。防水,自然用意是預防任何沾濕的可能性。通常是指打瀉水杯,在床上用餐時翻了什麼諸如此類。方便清理,一抹即乾。 這些固然可避免,但汗水愛液就很難控制。而且也用不著抹得太乾吧。自家床與酒店床的分別:你渴望自家床留有自己熟悉的味道,未必特別明顯,但還是像有一股氣味瀰漫。可能不是別的什麼,而是味道令人安眠。濕,睡在濕中,就像回到最初。 22 octubre 廣州大拆樓
廣州大拆樓
最有香港原型風味,可作為粵曲、騎樓建築等香港文化源頭的廣州恩寧路段,早於八月公布的發展方案中,已表明會保留包括八和會館等多個舊建築。這周忽傳來計劃有變,廣州市民爭看熱鬧,都在問是否真的全拆去。當中被提出變成香港及台灣報道的切入點,是說其中的「李小龍祖居」也在清拆之列。直到過兩天,才又傳出不拆的肯定消息。究竟拆還是不拆?似乎大家都忘了更根本的問題:若拆,拆的究竟是什麼?要發展,要往哪? 李小龍出生於美國,年少時在香港渡過,很少聽到他在廣州住過。所以當恩寧路拆遷新聞鬧响後,翻查一下資料,發現的不是李小龍,而是更多的老廣州,無論是傳聞也好,歷史也罷,這一區出沒的人物,也真夠傳奇。 但是否每樣都真?每樣都要保留? 對舊物的留戀,甚至去到逢拆必反的地步,大可不必。要分清楚保育與不拆,是兩回事。不拆,不一定就可保住,更遑論繼續孕育。人們對反對拆樓的堅持,往往源於一種城區發展過快的心理極端反彈。由逢拆必反,轉移到逢舊必佳。甚至把舊元素化為生招牌。 廣州恩寧路區塊的拆遷,疑關係到李小龍祖居及其他傳統老西關歷史的消亡,當中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故居或名人歷史已淪為旅遊商業炒作,其保存準則,是否只以吸引遊客為前題?;二是:中國城市,準備好談文物歷史保育嗎?
這其實是兩個範疇的問題,但剛好在疑為「李小龍祖居」清拆的危機中反映。首先,如果翻查歷史,所謂李小龍祖居的說法,是不成立的。更不用說故居。故居特指名人真正長時期住過的居所,孕育該名人成長或某些階段的生命,因而有獨特的紀念價值。而位於廣州恩寧路永慶一巷13號的疑李小龍祖居,充其量只為其父李海泉的故居,為李海泉於二大戰後購買,其時省港關係密切,作為伶人,常穿梭兩地的李海泉,需在廣州有個落腳點,實不為奇。當然,作為李海泉兒子的李小龍曾作客此屋也不奇怪。但其絕大部份主要居住與成長地實為香港,這不用置疑。一講到祖居,說的起碼是世代相傳的祖屋之類,所以作為一個祖屋的說法,廣州這屋就未免失實。 但為什麼突然炒作起來?這就跟近年流行的名人景點遊有莫大關係。現在是旅遊的氾濫年代,任何景點都渴望找到一個品牌去標榜自我的獨特性。當香格里拉都可以變成中甸的名字,還有什麼比稱自己做李小龍故居更有吸引力?若依這邏輯,香港不少地方都應設李小龍的紀念牌(就是奇怪只設在尖東),例如喇沙書院的廁所也應有李小龍紀念廁格出現。 事實上,廣州的功夫文化,經由香港影視製作發揚光大,才倒過來成為廣州的文化遺產。廣州之前,李小龍家族的真正祖鄉,廣東順德均安上村,早就開了李小龍紀念館,積極推廣的官員還估計,李小龍的品牌效應值十億美元。佛山亦有黃飛鴻紀念館。風氣所及,最近就連廣東坊間英雄方世玉及霍元甲統統被擺上枱,開發這些名人的廣州足跡景點,包括霍元甲武術館遺址,和方世玉比武擂台。
奇怪的是:關於這類景點,最肉緊的都不是廣州人。這又帶到另一個文化差異,就是香港人與廣州人對於某些香港人視為icon的人物印象,原來極有偏差。廣州人,如果對李小龍黃飛鴻有任何想象,可不是源自兩人實際的廣州影響,而只不過透過香港文化的普及,讓廣州同胞分享了香港的想象。 說的,不僅從香港引進李小龍,要算是理應為廣州本土「產品」的黃飛鴻,在廣州原來亦不是家傳戶曉到如香港的地步。廣州只從電視電影趕上過黃飛鴻的流行神話,而在廣州,黃飛鴻並不代表什麼。這個黃師傅不代表什麼,除因為少了流行文化的共鳴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從不鼓勵。廣州文化並沒有分享香港人所熟悉的關德興黃飛鴻那家長形象,反之,由於現實歷史的說不過去,黃飛鴻作為一個現實人物,不可能有太大的歌頌:在歷史中,黃飛鴻曾任教頭的廣州商團組織,當年正好是對抗孫中山政府的一股力量。如要保留,那段歷史要怎樣書寫?要記的是影視作品中的黃飛鴻,還是現實中的?是一個李小龍健身房,還是別的?
回到恩寧路,翻新改建會失去什麼換來什麼? 曾經遊走於小巷,見到的店名叫蘇哥打銅鋪、安記理髮鋪,還有街坊健身中心。 這些手作行業固然會因改建而加快淘汰,最要緊的是老區熟悉的關係因公共空間肌理的拆散而不復見。有個區內人人皆識的梁伯在這區賣涼茶,好多人由細飲到大。拆之後,檔口不知可開到哪,如果有得開的話。 在發展計劃中,當局重申包括泰華樓、八和會館、李小龍祖居、詹天佑故居遺址、鑾輿堂等多個文物點會保留,主要改造的是上下九路始,延至十甫路、龍津路、多寶路等恩寧路地塊,總面績八十多萬尺,在現有1965戶中,1539戶要拆除。
改建正招商,由發展商包辦,通過粉飾臨街旁的前廈,拆毀後第二排起的舊房,出來的效果可想而知:那是類似一些布景板的設計,由金星戲院開始,一直沿著恩寧路延續下去,就像今天上下九路步街的延伸。 保護歷史文物住宅,再上一層,能否保住一個社區的活力? 最近到紐約看到紀念JANE JACOBS的展覽,副題是紐約的未來。去年JACOBS逝世前後,國內書壇就流行起一種城市批判或都市規劃類別,JACOBS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以至近期流行的<再造魅力故鄉>等書成為知識份子的話題,站在爆炸性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國內坊間在都市規劃與保育水平上的知識基礎與評論還是不少,但問題是,當由理論與觀察落實到保育行動時,落差極大。JACOBS啟發人之處,是她身體力行同時是行動家,參與阻止汽車通過紐約第四街華盛頓拱門終導致公園的設立;又或者反對興建通過曼克頓下城的高架,防止了城市的割裂。 但佷明顯,中國的JACOBS們是孤獨的,甚至危險的。不少高調倡議保護胡同的人都遭到恐嚇。有志團體更不可能通過遊行示威甚至更激進型的對抗去提異議。清拆釘子戶或任何引來新聞的動遷事件,主要爭議點是在利益而非保育。在極強有效甚至帶專橫的政策之下,是否有保育的後著,靠的,只是卑微的長官良心。在拆建或文物保護的問題上,社會良心在這方面發揮的文字與理論框架影響力還是極小,同時也回應著總體而言,國民對保育的冷漠。 對的,當趕進大城市居住的人要求的不過是更佳的居住環境,歷史保育變得微不足道。 恩寧路區,或更多原本有濃濃街坊意識的街區所以有趣,是因為有JACOBS所說的「旁街上的芭蕾」,密集的街區中有足夠的多元化、不規則和自發性。這些都不是經單一個龐大規劃可以達成的。因為大規劃預先把生活場所設定了外型、功能、用途、運用方式,在翻新過後,往往剩下補了粉的空殼。保留一兩個景點地點,或者可為街區引入一種歷史教育的視野,但旁街芭蕾的生命力,卻更需要一種開放自由組合的居民生態。紐約人用40年時間嘗試學懂(最近成功個案包括爭取保留了CHELSEA區棄置架空小鐵路作漫步道),失敗與成功也有,紐約是20世紀的世界城市典型,中國城市要做21世紀的榜樣,還要多多學習。
巨蛋
巨蛋.彩蛋.咸蛋
打車去北京的國家大劇院,首先懷疑一下,是否該直呼其花名:巨蛋。跟司機說:去巨蛋!他也會跟你再次確認一下,就是天安門旁邊那個?經過天安門,沿西長安街,拐入旁邊小路口才可下車。西長安街一段當然不能亂停車借問。的確,你可以罵它外型真似個蛋,或一個空殼,又或者像降落後的UFO,跟周圍環境不協調。但在從天安門走到人民大會堂的過程中,那個已經被經歷過或被拍攝過無數次的印象中,那一片政治建築圖騰的傳統裏,突然出現一個這樣異想天開的天外來客,怎麼說來,也是一種驚喜──當中帶點荒誕。 情形就是:你這一刻望著窗外正經八百偏泥黃色的石建築,那些方方正正的人民共和國早期的石柱,突然轉角,就出現了一座銀色太空船。太空船停放在一個湖之上,或者也像那一塊默默立於澳洲沙漠的巨石。色彩設計師本意原是這樣的:以特殊的材料構成巨蛋的外部,讓它一天內因著天色的變化而反射出不同的色彩。對的,原意是個彩蛋。 但當有一天,色彩設計師親臨北京,看到那長年的灰濛的天,他知道除了用晚間的彩燈把它照亮,不會有彩蛋。白天的灰銀色,黃昏的橙色(如果有夕陽),沒太多選擇,或者這就是巨蛋的命運。 還有,清潔打掃的問題還未百分百解決,搞不好,濛了重重黑塵的蛋,最終,會變成披一層黑泥的咸蛋。
當然,這些統計是有點嚇人,如果用強國夢的角度,讀起來也相當鼓舞人心。而實際一點說來,於觀眾而言,劇場的舞台開合升降由多達二十多個分件小平台構成,可按不同情況進行局部升降,大大增加舞台設計的靈活性和可能創意,這才是一個有真正藝術價值的數字。此外,就是劇場觀眾席與中央舞台的綜向設計關係,減少觀眾和舞台的距離,讓觀眾更清楚看到台上演員的表情,這種體貼的設計,比幾多部電梯管用得多。 不過,故事不止於巨蛋劇院之內。劇院以外,巨蛋給北京的最大衝擊可並非這些。巨蛋預視了奧運前夕北京「補粉工程」的進度及實質方向。大劇院本身的內部先進性,相比它身在的整個區的城市脈絡變化,顯得不那樣重要。 試演的晚上,有一批不太起眼的觀眾,他們未必是劇院的常客,沒太多對精緻文化活動的欣賞經驗。他們是巨蛋建築原地的原居民,因政府徵地令原本的家園需拆遷。這是他們多年後重歸舊里的日子。 他們的犧牲,換來了舉世觸目的建築,新新中國的新招牌。整個天安門西南面的社區生態起了翻天變化。巨蛋和其周邊環境的大換班,反映了北京城的急不及待。一切都必須高速中完成。這當然包括了興建地標式建築和舊區的重新粉飾。情形就如新年臨近,要迎客,匆匆找來大花瓶和翻新外牆等表面工程。
作為一個新地標,巨蛋無疑是成功的。拿著相機的民眾要跟巨蛋合照的不計其數,它本身就是個景點。而似乎只有起用國際級大師,地標的性質才順理成章──大師都把在別的國家難以實行的妙想天開的設計放到中國試驗(安德魯這座巨蛋之後,另一個大地標式構想是哈迪在廣州正要蓋的廣東歌劇院)──儘管在內飾走廊空間設計上,巨蛋跟同為安德魯設計的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有很多近似。 巨蛋旁街道的維修,之所以說是一項補粉工程,是因為工程本身只簡化為修補門面,就像補一補粉而己。如果你現在跑到環繞巨蛋旁的街道觀察,你會發現所有的老胡同四合都在動工,泥頭車與推車泊滿路旁,工人趕緊開工。這些工程不是全面翻新老胡同的基礎設施如水利系統等,而是僅僅把胡同的向街門戶與灰牆塗油或略修。原本的破磚被新建的但人工地舊化的磚頭取代。朱紅色的門重新掃上新油,門口掛著吉祥字句。馬路鋪得光滑寬闊。甚至常見毛病的公廁都先進衛生了。 巨蛋周邊只是個縮影,事實上,不限於巨蛋的周圍,而是各個北京將作為迎接各方客人的重點小區,都滿布了這種補粉工程。一些標明會作為馬拉松路經的街道,兩旁的外觀整治跟巨蛋周邊一樣明顯。就像一個影廠內的布景板,第一層是新淨的,但走到後面就發現事不符實。看來會成為重點小巷風情推介的南鑼鼓巷,連地都重新鋪過(說來,南鑼鼓巷的確証實了中國城市變更開發速度之快,我們四、五年前發現這裏,三年前開始在潮流小眾間火起來,一年前我寫文章介紹,到今天,已徹底改變。南鑼鼓巷以三年的時間變成香港要八年發展的中環SOHO。也許九月份《城市畫報》那個南鑼鼓巷作為最優創意市集的專題,正好宣告它的正式淪陷──而實際上,它亦不算什麼創意市集)。 可見的預期效果很簡單:這些重點街角的沿途風貌,將透過電視畫面傳至全世界,展示出一個光鮮整理的老北京新形象。今天巨蛋的一切,就是奧運前的北京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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